六、政治學研究中數量與質量的關系

　　政治學研究的數量，通常是關於學術研究項目、人員、規模和成果等方面要素的量的顯示，而學術研究的質量，則是關於學術研究活動過程的科學規范、研究選題的價值意義、研究活動的深入廣泛和研究成果的水平影響的質的顯示。如同一切事物的數量與質量關系一樣，政治學研究中的數量與質量關系，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就其基本性質來講，學術研究的數量與質量是學術活動中相互區別的不同方面，是學術研究及其成果的不同要素。就其相互關系來講，學術研究中的數量與質量，既具有相互排斥性，又具有相互促進性。從相互排斥來看，在特定條件下，學術研究的數量增加可能影響甚至降低學術質量，而學術質量的提高往往可能減少學術研究的數量。而從相互促進來看，學術研究的數量是質量的載體，沒有特定數量，學術研究的質量就無所依托﹔同時，學術研究的質量又是數量的價值和意義，質量低下甚至歸零的學術研究，數量多少都是缺乏價值和意義的。“真正的科學研究從來都是不單純追求數量，而尤其注重質量，注重出精品成果。”25。因此，在特定條件下，學術研究數量的增加，也可能促進學術研究質量的提高，而學術研究質量的提高，也可以促進學術研究數量的發展。由此可見，政治學研究中數量與質量關系的正相關或負相關形態和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實際取決於特定的條件。

　　從我國政治學研究的實踐來看，影響和左右學術研究數量與質量關系狀態的條件，具有多方面復雜因素。在這其中，除了客觀的多方面因素以外，在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過程中，正確認識和處理這兩者的關系，構成了促進兩者正相關互動關系形成和發展條件的重要因素。這就要求政治學者在學術研究中，既要重視學術研究項目、人員、規模和成果的數量，更要重視研究活動過程的科學規范、研究選題的價值意義、研究活動的深入廣泛和研究成果的水平影響，積極從主導價值、學風道德、體制機制和政策措施方面創造學術研究數量與質量良性互動和相互促進的條件，削弱和消除兩者相互反對和相互抵銷的條件。就當前我國政治學研究來看，尤其應該著力從對於政治學學科和學術發展、社會政治和政府管理發展的貢獻意義上評價學術研究及其成果，提高和促進學術研究的質量，以質量主導數量，以質量推進數量，實現我國政治學研究又好又多的可持續科學發展。特別需要“建立以質量為導向的評價標准。對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評價，既要有數量、規模指標，更要有質量指標，當前尤其要強調質量指標在評價體系中的重要性。要克服重數量指標、輕質量指標的傾向，改變簡單以數量多少評價人才、評價業績的做法。創新程度是衡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質量高低的核心要素。要把是否發現新問題、挖掘新材料、採集新數據，是否提出新觀點、採用新方法、構建新理論，作為衡量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高低的主要內容。推廣優秀成果和代表作評價制度，充分發揮高水平研究成果對提高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質量的導向作用。”26

　　七、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多樣性的關系

　　作為學術認知的思想方法、分析途徑和研究工具，政治學研究方法對於我國政治學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從我國政治學發展的過程看，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意義上，可以認為，政治學研究的進步和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和體現為學術研究方法的深化、豐富和發展。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深化、豐富和發展，通常體現在相互聯系而又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即研究方法科學性的提高和多樣性的實現。我國政治學的學術發展歷程表明，這兩個方面的對立統一關系，是我國政治學發展的重要支配性關系。

　　就其相互關系來講，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需要通過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比較、檢驗、借鑒、識別予以提高，而研究方法的多樣性則需要通過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予以推進。因此，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多樣性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在這其中，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對於多樣性的依賴，是由社會政治現象的復雜性和學術研究的深入性決定的，在唯物辯証法指導下，對於社會政治現象展開多層次、多角度、多形態的方法論構建，並且運用這些方法展開政治學研究，不僅會豐富學術研究方法體系，更可以提高學術研究方法的科學性，進而提高學術研究的深入性和科學性。因此，“為了形成比較成熟的政治學研究方法體系，目前要鼓勵和提倡政治學研究方法的多樣化，鼓勵和提倡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吸收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隻有研究方法的多樣化才能使我們多側面、多層次地認識學科研究的對象。”27

　　而政治學研究方法多樣性對於科學性的依賴，則是由社會政治的發展性和學術研究的目的性決定的。多種多樣的研究方法，隻有提供人們科學正確地認識和研究政治現象及其發展的層次、途徑、角度和工具，隻有提高人們認識和把握政治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水平和能力，才能隨著社會政治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才能在不同程度上達至學術研究的目的，也才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在正確把握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多樣性的關系方面，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國政治學發展歷程表明，學術研究方法本身實際上也是人們主觀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它本身也具有相對科學性和適切性，隻能在一定條件下幫助人們認識政治現象及其發展規律。因此，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多樣性之間的辯証統一，隻有在給定的學術研究范圍、對象、層次和形態等條件下才可能相對實現。在唯物辯証法指導下，政治學多種多樣的研究方法，只是在給定的條件下具有相對科學性和合理性，在其與給定的條件適切的意義上具有相對效用性，比如，經驗性研究和實証調查就需要本土化的理論作為前提，“從認識論、方法論的角度講，任何嚴肅的經驗性研究和實証調查都應該有相應的理論作指導。本土的實証調查研究也應該有本土化的理論作為指導。”28無視或者離開特定條件，對於政治學研究特定方法的科學性的任何泛化和絕對化，都是片面的。當前，我國政治學在研究方法方面，尤其需要關注的問題包括：經濟分析方法的確切含義比較模糊﹔階級分析方法與其他分析方法之間的關系尚未得到深入研究﹔關於規范性研究方法的基本特點和要求缺乏研究﹔對於實証研究的經驗局限性的深刻分析不多﹔對於新政治經濟研究中自利理性經濟人性預設的片面性和假設性缺乏科學的深刻分析和証偽，對於其形式化研究缺乏科學的批評﹔對於新制度主義方法有關政治制度與社會政治實踐活動之間的因果關系，在發生論和發展論意義上缺乏設定和准確把握。與此同時，總結概括、綜合歸納方法趨向減少，分析思維泛化，使得政治學研究趨向忽視對於歷史和實踐經驗的總結概括和綜合歸納，忽視科學的抽象和思維而趨於碎片化的浮表經驗分析。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