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至今尚未見底的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8月還是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奧巴馬講過一句經典話語：“我們不是因為歷史的意外才走到這一步，是華爾街的貪婪與不負責任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中國新聞網，2008年9月23日）奧巴馬的坦率在於他起碼沒有掩蓋資本的貪婪本性。但如何不限於感受現象，而是深入思考在資本邏輯支配下構建起來的當今社會制度和世界秩序，是擺在西方國家思想界面前更為嚴峻的挑戰。正是在面對這一挑戰中，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家出現了又一次復興。因為歷史又一次表明，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危機和災難的分析是不可替代的。從1929年的金融危機、1970年的美國股災到2008年殃及全球范圍的金融風暴，歷史一再証明，危機的重復性爆發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必然表現。這些基本矛盾及其表現，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早在19世紀就給予了科學解釋。這一點，西方國家的清醒人士都是承認的。資本主義一再出現的危機，使得西方國家思想界不得不一次次地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

　　一、資本主義的興衰決定了西方國家思想界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態度

　　二戰以后，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國家思想界的命運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及世界社會主義的發展狀況緊密相連的。這裡有一個基本的規律：總體上看，在西方社會經濟繁榮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挫折時，馬克思必然成為西方學者們攻擊的對象。而一旦西方世界和國際社會出現危機和矛盾，其思想界就會這樣那樣地“回到馬克思”，並給予各種恭維。作為主流，西方國家思想界是在“把馬克思逐出歐洲”和“回到馬克思”這兩種觀點之間相互轉換的﹔但作為支流，一些有見地的思想家則始終這樣那樣地肯定馬克思的思想成就，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在西方社會始終存在。二戰結束以來，展現上述圖景的情況至少出現了四次。

　　第一次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當時赫魯曉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范圍內引發反馬克思主義、反共產主義聲浪，原來一些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也站到了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但是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和民族解放運動仍在發展，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國家學者，始終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認識西方社會的一把重要的鑰匙。如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認為：“馬克思主義非但沒有衰竭，而且還十分年輕，幾乎還處在童年時代：它才剛剛發展。因此，它仍然是我們時代的哲學：它是不可超越的，因為產生它的情勢沒有被超越。我們的思想不管怎樣，都隻能在這種土壤上形成”。（薩特《辯証理性批判》﹤上卷﹥，第28頁，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第二次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當時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一系列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經濟上出現了“滯脹”。西方國家的學者在資本主義理論體系內部找不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得不轉向對馬克思進行研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保羅·A·薩繆爾森和威廉·D·諾德豪斯合著的、影響巨大的《經濟學》，在1979年出版的第10版中，借助伊賽亞·柏林的話承認：“19世紀的思想家，沒有一個像馬克思那樣對人類產生如此直接、深思熟慮和巨大的影響。”他們寫道：“同我們所概略考察過的大多數早期的理論不同的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當時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很多西方學者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窮途末路”。一些西方政要和右翼思想家，歡呼所謂“歷史的終結”、“共產主義大失敗”，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死亡”等。此時，一些保持自己獨立見解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仍保持了客觀的認識。法國后現代主義代表人物雅克·德裡達認為：“不去閱讀而且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可以說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且是超越學者式的‘閱讀’和‘討論’，將永遠都是一個錯誤……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無論如何得有某個馬克思，得有他的才華，至少得有他的某種精神。”（德裡達：《馬克思的幽靈》，第21頁，何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美國學者弗裡德裡克·詹姆遜在《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一文中說：“慶賀馬克思主義死亡，正像慶賀資本主義取得最終勝利一樣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因為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資本主義的唯一的科學﹔其認識論方面的使命在於它具有描述資本主義歷史起源的無限能力。”（弗裡德裡克·詹姆遜：《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俞可平譯，載於俞可平主編《全球化時代的“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頁）無論是德裡達還是詹姆遜，都表現出了一個清醒的學者應有的科學態度。

　　第四次就是當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出現后，西方國家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群體性關注。關於這一點在下文進行詳細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