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所面臨的社會生活的實踐基礎與俄國革命時代相比，雖然同樣處於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但其歷史任務又有著較大的的區別:首先，他們已經不需要花費像當年俄國革命者那樣大的氣力去從理論上回答“要不要進行”與“能不能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因為十月革命已經用成功的實踐基本上回答了這個問題。此時的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被看作“純理論”形態的東西，而是有實踐結果為根基的真理了。成功實踐的巨大力量，一方面極大地鼓舞了中國共產黨人，使其行動有了具體的“歷史坐標”，另方面又使榜樣的力量極易成為僵死的教條。其次，舊中國不但資本主義的總體發展水平相對低下，無產階級力量弱小，而且其經濟成分與階級矛盾異常復雜，中國革命具有顯著的長期性與復雜性的特點。上述矛盾決定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所要解決的中心課題就是如何實現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而這一“結合”任務完成的關鍵是如何使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在指導反對教條主義以及解決中國具體、復雜的歷史任務時，成為一種更易理解與“操作”的世界觀與方法論。

　　應當說，毛澤東思想完成了上述歷史任務，從而極大推動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化的進程。具體地說:

　　1．毛澤東以科學的實踐觀為指導創造性地提出了一種言簡意賅的、具體的、動態的、直觀生動的、易於“操作的”方法論——實事求是，它是唯物論、辯証法與認識論的有機統一，並成為我們黨的思想路線，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實踐的方法論。

　　2．毛澤東將辯証法發展為一種更具實用性與指導意義的實踐的辯証法、認識的辯証法。毛澤東的《矛盾論》一文是在對大量中國革命具體實踐活動反思的基礎上寫成的，他精辟地指出:矛盾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是矛盾問題的精髓。他強調人們在實踐活動中不僅要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尤其要注意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第一次創造性地建構了一個分析與解決矛盾特殊性的理論體系。此外，他還緊密結合具體的實踐，生動地闡述了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爭性等。

　　（三）毛澤東同志將認識論具體“改造”為實踐的認識論。為了深刻反思黨內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給中國革命造成的重大損失，毛澤東以科學的實踐觀為指導撰寫了《實踐論》一文。文章結合具體實踐詳細論述了在實踐的基礎上認識發展的辯証過程，論述了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的特點及其辯証關系，論述了“唯理論”、“經驗論”及“左”右傾機會主義同具體實踐運動之間的關系，並且論述了人類認識以實踐為主軸的發展的全過程。此外在對具體實踐的反思中提出了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作為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之一的我們黨的群眾路線的確立，其意義就在於我們黨把人民群眾這一歷史的主體具體引入了實踐過程中，引入了認識論，引入到具體的工作方法之中。由此，使歷史的主體從抽象向具體的過渡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

　　由於毛澤東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各組成部分豐富與發展為易於理解與“操作”的方法論，並將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辯証法、認識論與邏輯學便在理性的具體上實現了有機的統一。

　　縱觀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壯闊歷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方法論具體體現在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的諸方面中，體現在各種具體的思想、原則，路線、方針、政策之中，體現在各種策略之中，體現在各種精妙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及領導方法之中, 由此確保著中國革命能夠在極其復雜的環境下取得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四

　　當一個國家的政權轉移到無產階級手裡，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進行到一定程度時，革命的對象從一定意義上講就逐步開始發生變化，因為此時雖然在國家的許多方面與領域，還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舊社會的痕跡，革命的任務尚未完成，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講，此時的社會已經是無產階級自己的“創造物”——是無產階級按照馬恩的設想與自身理解的創造物。因此，此時國家社會生活中出現的問題更多地要從自身去尋找。中國共產黨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正是處於這一歷史階段，這一階段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主要是需要根據自身已有的經驗與教訓，進行歷史性的“自我反思”，甚至是“自我否定”，然后在此基礎上去尋找新的更適合本國的發展道路。即是說，此時鄧小平所面臨的歷史任務就是在具體實踐的基礎上，借鑒國內外社會主義國家大量已有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去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實踐史的規律。

　　要想重新認識馬恩未能預見到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人類實踐史的規律，首先必須解放思想。針對新的歷史環境與任務，鄧小平及時提出了我們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否定”，這種“自我否定”實質上恰恰是馬克思主義自身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具體體現，因為唯物辯証法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自我否定”是辯証法的最高體現，具有“自我否定”的理論體系才是最具生命力的理論體系！

　　上述歷史條件及其需要解決的矛盾也決定了鄧小平對辯証法運用的特點:在堅持必要的矛盾斗爭性的同時，更加注重對矛盾同一性中矛盾雙方相互滲透、相互貫通關系的理解與思考。如他提出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思想，揭示了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存在著一定相互滲透的關系。他提出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的思想，從理論上破除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制度屬性的陳舊觀念，也揭示了二者之間相互滲透與貫通的關系。此外，他關於“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和一切反映現代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4]的論斷，關於實行“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祖國的構想，關於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以及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思想等，都體現與貫穿著相互矛盾著的事物之間互相貫通與滲透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