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關於劃清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
劃清這個界限,是正確理解“中國奇跡”的一把鑰匙。
第一,中國經濟改革的實質,就是要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或者說是要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鄧小平同志講:“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裡,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都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訴求、價值目標,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則是實現價值目標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我們過去的錯誤,不在價值取向錯了,而在違背了客觀規律,結果事與願違。我們黨把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這解決了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
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條件下社會經濟資源的一種配置方式、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是人類創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但卻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創造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偉大創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給我國經濟社會注入了以往一切時代都不可比擬的生機和活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一切發展進步,都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為基礎的。把市場經濟成功“嫁接”在社會主義制度上,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貢獻。
第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改革開放之前我國“一大二公”、近乎單一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脫離了生產力發展狀況,導致生產效率低下、經濟發展停滯、人民生活困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在新的實踐基礎上不斷深化對所有制問題的認識。確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正是基於三個認識:第一,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第二,我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第三,一切符合“三個有利於”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
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市場經濟是一種交換的經濟,要求有產權清晰的多元化的市場主體,要求各市場主體自主決策、自主經營,要求市場主體之間形成公平的競爭關系。即便同是公有制經濟,也要求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成為適應市場的法人實體和競爭主體。實踐証明,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逐步消除了所有制結構不合理對生產力的羈絆,形成了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和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局面,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大發展。
我們黨在確定改革目標時就明確強調,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在持續快速增長的同時,有效抑制了市場經濟的周期性起落,總體上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巨大威力。沒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宏觀調控就不可能如此有效。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既有利於抑制市場經濟的自身弱點和消極方面,又可以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第三,廓清在所有制問題上的種種迷霧,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思想交鋒。反對的聲音來自“左”、右兩方面。右的觀點視公有制為萬惡之源,把私有化說成包治百病的良藥,極力主張全盤私有化﹔“左”的觀點則認為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就是搞私有化,就是發展資本主義。
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沒有公有制就沒有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表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沒有妨害經濟發展,恰恰相反,它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這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是以工業化、城市化為主要推動力的,而中國的城鄉土地公有制為工業化、城市化的迅速推進提供了有規劃、高效率、低成本的土地資源支撐,同時又避免了世界上一些實行土地私有制的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城市貧民窟等現象。雖然在土地征用、房屋拆遷中發生了一些問題,但那並不是主流。事實的主要方面是:土地公有制是中國能夠創造經濟奇跡的最大“奧秘”之一。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以“休克療法”搞私有化運動,結果導致經濟急劇衰退,貧富兩極分化,財富集中於極少數寡頭。在拉美地區,實行西方兜售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搞私有化越堅決的國家,危機就越嚴重。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巨頭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它們的高管在正常年份大把撈錢、薪酬高得嚇人,而危機爆發后卻要由美國政府拿納稅人的錢為其注資救助、實行部分國有化,甚至一邊拿政府救助一邊還要發放高額紅利,激起公憤。問題在於這些大銀行、大公司掌握著美國經濟的核心和命脈,大到不能倒閉。這難道不恰好証明中國由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體制的合理性嗎?
對我國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收入差距拉大、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等問題究竟應該怎麼看?從實際出發看問題,深層原因在於: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生產力不發達,正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基本國情是我們為什麼必須實行現在這樣的政策而不能實行別樣的政策的根本依據﹔我國面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和世界經濟結構調整造成的重要發展機遇,機遇稍縱即逝、時不我待,但在搶抓機遇、加快發展過程中難免會發生偏重於經濟增長、經濟效率而對社會發展、社會公平、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等重視不夠、兼顧不夠的問題﹔市場機制主要解決的是經濟效率問題,在許多領域市場是失靈的,我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許多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市場缺陷的產物,也表明我們對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的經驗不足﹔任何國家要發展都必須對外開放,封閉隻能窒息自己的生機,但是當今世界經濟體系是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體系,我們在對外開放、利用外資、發展外貿的同時難免要付出代價、要承受不合理國際經濟秩序帶來的壓力。我們黨提出科學發展觀,正是為了解決改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這些問題。
總之,我們是在既定的歷史條件和內外環境下建設社會主義的,這種歷史條件和內外環境不由我們選擇,也無法超越。我們隻能從實際出發,務實地解決改革、發展、穩定的問題,任何因循守舊、拘泥於書本教條的想法和做法都隻會葬送社會主義、葬送黨和國家的前途。隻有這樣看問題,我們才能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自覺劃清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私有化和單一公有制的界限,毫不動搖地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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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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