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掘中國哲學中“無用之大用”

　　“文化大革命的10年，給我留下的深刻教訓就是，我今后不能聽別人的，得用自己的腦袋去思考問題。”

　　進入20世紀80年代，湯一介迎來了學術生涯的春天。1980年，湯一介恢復了講課資格，此時他已53歲，最好的年華已經過去，但他仍然向往著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做點事情。

　　他開的第一門課是《魏晉玄學與佛教、道教》。“湯老師的課異常轟動，許多不是哲學系的學生也來旁聽。連換了3個大教室還是坐不下，最后隻能以發聽課証的方式限制人數。”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孫尚陽回憶說。之后，湯一介又相繼開設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等課程。在這一階段的教學與研究中，他努力把教學、研究與意識形態和政治脫鉤，力圖在教學研究中堅持獨立思考。

　　1981年，湯一介發表了《論中國傳統哲學范疇體系諸問題》一文，率先提出將哲學史作為認識發展史來考察，並試圖突破50多年來“唯心與唯物兩軍對壘”，“唯心主義”是反動的，“唯物主義”是進步的等教條，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快速推進了學術界反對極左教條主義的進程。在由《中國早期道教史》一課修改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中，湯一介大膽提出，必須把“宗教”和“迷信”區別開來，要肯定“宗教”和“非理性”對人類社會生活的意義。湯一介以他敏銳的哲學家眼光，提出了此前道教研究很少討論的內容，開新時期哲學研究風氣之先。

　　“古人的思想觀念無論多麼有價值，都必須給它們適應現代生活的新詮釋，並使之落實於操作層面，才能對現代社會生活發生實際效用。”湯一介非常注重挖掘中國哲學中有價值的思想，並加以現代詮釋。

　　1983年，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召開。“會議的最高潮是由北大湯一介教授用中文發言，探討當前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台灣著名學者劉述先在《蒙特利爾世界哲學會議紀行》中描述道。在這篇《儒家哲學第三期發展可能性的探討》中，湯一介把先秦哲學看作是中國儒學的第一期，將外來印度佛教沖擊后建立的宋明理學作為儒學發展的第二期，將在西方思想沖擊下的現代新儒學，作為儒學發展的第三期，並提出儒學的中心理念“天人合一”在現代社會都沒有失去意義，理應有更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這一番發言雖然因為通過翻譯的緣故而佔的時間較長，但出乎意料的清新立論通過實感的方式表達出來，緊緊扣住了觀眾心弦，講完之后全場掌聲雷動，歷久不息。”劉述先描述道。

　　湯一介認為，“天人合一”思想不僅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基石，同時也是一個常新的人類社會需要不斷給以新詮釋的命題。從人類社會的發展看，人們最初遇到的問題就是“人”與“自然界”（天）的關系問題，人要生存就離不開自然界。當前人類社會正是由於長期忽略了“天”與“人”相即不離的內在關系而受到自然界的懲罰，人類和自然正走上一條相互抵觸的道路。

　　當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不可能直接具體地解決當前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個個“人與自然矛盾”的問題，哲學也不可能直接解決人類存在的具體問題，正如金岳霖先生所說：“哲學可以被視為‘無用之學’，因為它不能一一解決具體問題。但它思考問題的路子，卻可啟迪人們的智慧，提高人們的人生境界，故又可被視為‘大用之學’。”

　　湯一介認為，中國先哲們有許多有價值的寶貴思想，不僅具有某種真理的意義，而且也曾在歷史上發生過巨大作用。它們也一定會對今天的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我們研究中國哲學就是要從中發掘出其‘無用之大用’，以貢獻給人類社會。”

　　雖然湯一介從不以哲學家自居，但他提出的一些哲學問題總能讓人耳目一新、引發思考。他十分關注當前中國社會、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並以此作為思考哲學問題的出發點，以積極入世的態度時刻關注著國內外的熱點話題。

　　1993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發表了《文明的沖突》一文，引發了海內外廣泛的關注與討論。亨廷頓說：“我認為新世界的沖突根源，將不再側重意識形態或經濟，而文化將是截然分隔人類和引起沖突的主要根源。”他在文章中將儒家文化、伊斯蘭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視為對西方文化的威脅，指出若儒家文化與伊斯蘭文化聯手，西方文化將會非常困難。文章站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考慮西方如何應對21世紀遇到的問題。

　　對此湯一介寫了《評亨廷頓〈文明的沖突〉》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文化上的不同可能引起沖突，甚至戰爭，但並不能認為不同就一定會引起沖突和戰爭”。他認為，孔子的“和而不同”提供了一條化解沖突的原則。指出不同的民族和國家應該可以通過文化的交往與對話取得某種“共識”，這是一個由“不同”到某種意義上相互“認同”的過程。這種相互“認同”不是一方消滅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兩種不同文化中尋找交匯點，並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文化的發展，這正是“和”的作用。湯一介以開放的心態進一步指出，我們不應跟著亨廷頓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為文化取舍的標准，凡是對人類社會追求的“和平與發展”有利的，我們都應大力吸取。“我一向認為，今后學術文化的發展，既不應再由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也不會出現一個文化上的‘東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而應是東西文化的互補和相互吸收，形成一種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多元發展的新局面。”

　　進入21世紀，中國出現了“國學熱”。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湯一介就提倡“國學”，但他提倡的是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國學”。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西方中心論”的消退，整個世界文化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趨勢，這有益於文化的健康發展。他認為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否則有可能使中國文化再次游離於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之外，重新滑入狹隘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的陷阱。

　　或許正是這種開放的心態和兼收並蓄的治學思想，讓湯一介不斷提出“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中國解釋學”、“新軸心時代”、“普世價值“等一系列新的哲學問題，從而推動了文化界對傳統哲學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