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農歷正月十五，湯先生特意刮了胡子、穿了件紅棉襖，樂呵呵地參加學生們為他舉辦的生日聚會。這一天，湯先生迎來了生命中的第七個本命年。席間，他與老伴樂黛雲被弟子們圍在中間，不停地合影留念。這位不愛應酬的老人，和年輕人在一起，似乎忘記了年齡，忘記了疲倦……

　　生活中的湯一介是位沉靜內斂、為人平和的老人，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愛應酬，生活起居十分規律，堪稱一位“儒者”。然而在治學上，他卻是一位開放自由、追求創新，經常能吸引學界眼球的著名學者。

　　他追求哲學理論系統的建構與創新，不僅在哲學史上，以真善美為基礎構建中國哲學，開學界之先河，且不斷提出“建立中國的解釋學”、“和而不同”、“普遍和諧”、“內在超越”、“新軸心時代”等一系列新的哲學問題，啟發人們思考。

　　上世紀80年代，他創辦的“中國文化書院”掀起了一輪傳統文化熱潮。他提出傳統文化不應有中西文化的界限，不能孤立地、盲目地提倡“國學”，主張在全球意識觀照下弘揚傳統文化。

　　耄耋之年，他組織主持教育部重大學術項目《儒藏》工程，作為首席專家，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使命意識承擔起這一數百年來先人未曾完成的“盛世工程”。

　　正是這位在中國哲學領域卓有建樹，學術界公認的國學大師，卻總是自謙地說：“我從來不認為我的學問比起別人有多強，所以我非常反對說‘大師’。我自知自已的學術功力比起老一代學者差得很遠。”

　　“我只是一個哲學工作者”

　　在湯一介的印象中，他生活的大半輩子都與北京大學有關。從北京到重慶，從沙灘紅樓到未名湖，他與北大共同經歷了60多年的風風雨雨。“在北大有我無憂無慮的童年，有我熱情追求的青年，有我提心吊膽的中年，現在我已進入回憶思考的老年了。”憶起往事，這位耄耋老人不勝感慨。

　　1927年，湯一介出生於書香門第，祖父是光緒十六年的進士，父親湯用彤是近現代中國哲學界少數幾位融會中西、接通華梵、熔鑄古今的學術大師之一。“辛亥革命前，父親曾在北京讀書，1918年赴美國留學，1919年入哈佛大學研究院學習梵文、巴利文及佛學，1922年獲哲學碩士后回國，一直在大學教書。1931年應胡適之邀到北京大學做教授，直到1964年因病去世，一直沒有離開過北大。”

　　“小時候父親很少管我們，也很少過問我們的功課。父親教給我最重要的是傳承祖輩的‘家風’，學習做人的道理。”湯一介記得，父親曾經把他珍藏的一幅《頤園老人生日燕游圖》拿給他，這是祖父60歲生日時學生們送的，上面有一段祖父約700字的題詞，其中他記憶最深刻的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食，隨時而安，固吾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毋戚戚於功名，毋孜孜於逸樂。”“‘事不避難’就是困難的事情，你應該承擔的就要承擔﹔‘義不逃責’即合乎道義的事情，你就應該負起責任來。”這段“為人處世”的祖輩遺訓，成為湯一介的座右銘，一生銘記在心，身體力行。

　　湯一介喜歡、學習哲學並沒有受到父親太多的影響。高中時，他對西方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並嘗試寫了一些散文、雜文。1946年，北大為沒考取的學生設立了一個先修班，湯一介成為其中一員。這一年，他看了不少西方哲學和美學方面的作品，寫了《論善》、《論死》、《論人為什麼活著》幾篇文章，表達了自己對人生的思考。1947年，湯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學哲學系，夢想著成為一名哲學家，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探索一些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

　　然而，真正邁入哲學之門后，湯一介總是稱自己為“哲學工作者”。“這不是自謙，那時我和所有學習、研究哲學的學生一樣，認為隻有政治上的領袖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能做哲學家，而且他們一定是最偉大的哲學家。我自己這輩子當不了哲學家，隻能做一名‘哲學工作者’。”湯一介認真地說，“當時我們這些‘哲學工作者’的作用大概有兩方面：一是解釋偉大領袖們的哲學思想，一是教條主義批判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

　　“那時的哲學史研究很教條，一般是把一個個哲學家排列下來，分析每個哲學家是唯心主義還是唯物主義，是進步的還是反動的，是辯証法還是形而上學，然后為他們貼上標簽就算了事。”湯一介說。

　　1957年后，各種政治運動和學術批判接踵而至，作為“哲學工作者”，湯一介也就自動或被動地投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學召開了“中國哲學史座談會”，他為這個會議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哲學遺產的繼承問題》，這是湯一介在解放后發表的第一篇論文。此后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他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發表了四五十篇論文，有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文章，也有批判別人的文章。“現在看來，這些論文很少有學術價值。如果說還有點什麼作用，我想它們反映了當時極左思潮在我國學術界的影響多麼深刻，它可以和其他同時代的類似論文一起作為總結極左思潮對學術研究的危害的材料。”湯一介自嘲地說。

　　對於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年，湯一介沒有回避，而是以真誠的態度，對過去的“我”進行無情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