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丁立：自由資本主義的復合性危機

　　資本主義正面臨深刻危機。2011年，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資本主義進入了復合性的嚴重危機階段。

　　這種危機完全來源於資本主義體制內部。資本擴張的內生涌動與全球化帶來的擴張機遇之結合對當代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嚴峻挑戰，資本主義社會隨著投資者財富的擴大，正陷入產業空心化以及產業工人相對貧窮化的境遇。

　　資本主義國家面臨的普遍困境，本身並非全球化之錯。資本主義社會當前面臨的真正危機是：在國家財富增長的同時，其全體國民是否同步取得經濟機會？或是深化了富者愈富、貧者更窮的兩極分化？現實的答案指向后者。西方社會出現的金融危機，鮮明地指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嚴重弊端。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環境中，即使是個人理性經濟行為的無規交集，仍有可能產生整體無序的非理性后果，這就需要政府予以指導和規范，通過適度監管既規避大規模風險，又懲戒惡意行為。

　　然而，這恰恰為這次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金融市場所稀缺。長期以來，美國社會信奉小政府，少監管。在這種政治理念的主導下，美國行政當局讓金融放任自流，這已經成為其資本主義制度的痼疾。美國金融管理高層的嚴重貪婪，直接吞噬著這個國家的財富，威脅著美國普通大眾，並造成國內的嚴重分化。最近美國城鎮普遍出現的“佔領華爾街”的群眾運動，就是來自基層的對社會經濟不公的反彈。

　　美國的高失業和高國債還同美國對外行使霸權主義密切有關。美國對伊拉克開展的軍事行動，除了給伊拉克帶來十多萬軍民死亡，美軍自身也死亡4000多人，耗資上萬億美元。連同阿富汗，對外作戰對美國國家財政造成沉重負擔，並造成國際形象受損、國債快速攀升、主權信譽降級，而這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美國資本主義周期性對外動武，在歷史上已成慣性，根本上正是資本主義的利益驅動作用所致，無法在當下制度設計下較好防范。

　　目前美國在道德價值、對國際體系的尊重上已全面滑坡，體現出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危機在這個國家的積重難返。改變這種局勢，需要美利堅民族拿出足夠的勇氣反思和行動。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高祖貴：變革未觸及結構性問題

　　2011年國際政治中最為重要的事態之一，就是美歐等西方國家繼續深陷金融經濟危機而脫困乏術。國際金融危機及其效果正在加快向西方政治和社會領域擴散、滲透和發酵，催化各種潛在矛盾相互聯動和相互激蕩，彰顯美歐等西方國家各種深層次結構性問題和政治制度的弊端弱點，危機的綜合性和深刻性日顯突出。

　　西方國家內部政治對立的局面加重。朝野為了各自黨派的利益展開惡斗而置國家利益於不顧，民眾游行抗議示威的規模擴大。這種發展態勢導致西方發達國家內外進一步深入反思，開始討論政治領域的西方民主制度乃至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缺陷和發展前景，甚至開始再度從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相比較的角度來看待和思考，促使人們翻新觀念和認識。

　　經過反思和檢討，西方著力以變革求振興，對外積極維護並充分利用作為國際體系主導者的優勢取得幫助和轉嫁危機，對內調整經濟發展方式，提升競爭力。美國更加注重發展制造業，同時積極尋求新的技術創新，特別是力圖發揮其在互聯網領域的優勢，通過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來打造支撐美國競爭優勢和全球領導地位的技術產業支柱﹔歐盟一方面制定和實施教育、科技、產業、社會等方面的中長期規劃，另一方面力圖通過締結新的同盟條約，推進一體化建設。

　　然而這些改革並未深入觸及前述西方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和弊端。對這些結構性和制度性問題，美歐實際上更需要改革財政稅收制度，縮小貧富差距，緩解不斷凸顯的社會矛盾﹔改革選舉和網絡輿論管理制度，為多種政治力量和公眾力量提供施展空間﹔改革文化、教育和移民管理制度，在確保社會安全的同時，提供有利於多元文化和外來人才發揮創造力的寬鬆環境﹔在國際體系的變革調整中，給新興市場國家更大發言權以發揮更大作用。

　　目前，西方仍具有較強的調整適應和自我矯正振興的潛力。一旦條件適當，仍可能在變革中再度釋放生命力和彰顯強勢。但危機已經將它們的問題和劣勢充分暴露並逐漸催化，如果它們在經濟脫困的基礎上，推進前述制度性變革，西方國家有可能再獲持續發展，否則就可能墜入新的危機。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