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星：刻意異化的問題根源

　　2011年，世界經濟險象環生，西亞北非動蕩不已，國際熱點此起彼伏，西方社會風潮涌動。人們注意到，正在肆虐的全球經濟危機發源於西方，而未來最大不確定因素仍在西方。民眾已不僅是對某項改革政策不滿，而是對整個西方制度提出質疑。

　　西方常夸耀其政府通過民眾普選產生，因此最能代表民意。實際上，在西方式民主體制下，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多是零和博弈。執政黨執政越成功，民眾滿意度越高，反對黨上台的概率就越低，因此反對黨的政治前途寓於執政黨的失敗之中。朝野零和博弈以損害公共效率為代價。為取悅選民，政客盲目許諾，造成社會公共開支增長超過經濟發展速度、政府信貸盲目擴張、民眾負債超前消費等諸多問題，最終引發了金融和經濟危機。要走出危機就必須執行緊縮政策，而緊縮財政意味著減少公共服務，觸碰既得利益。政府若認真執行緊縮政策意味著政治自殺，這裡面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

　　西方經常夸耀其媒體享有完全的新聞自由，媒體在法律規定的自由范圍內監督政府、反映民情、預警社會。但在現實中，作為一種逐漸被壟斷資本掌控的產業，媒體為了自身生存並謀求利益最大化，功能逐漸異化。財團對其麾下的媒體有潛移默化的“政治熏陶”，每個媒體都清楚本集團的“政治紅線”。西方新聞自由最鮮明的特征、即媒體上經常出現的對政府或政治家的攻訐，不過是不同財團為自己的政治代表造勢而攻擊其政治對手而已。

　　西方國家議會經常會有非常激烈的辯論，但在國際事務中，明顯違反國際法基本原則、干涉別國內政、以強凌弱發動戰爭的錯誤動議，卻往往能在議會得到通過。這是因為涉及別的國家，特別是與自己政治制度和治理理念不同的國家的事務時，西方政客本能地拒絕接受別國政府的立場，又本能地相信“異見人士”提供的資訊，因此西方議會涉及外國問題的辯論經常是膚淺的，通過的決議往往偏頗。

　　一些西方國家把與自己價值觀和治理方式不同的國家視為異類，並通過各種手段在這些國家改朝換代。一旦這些國家的民眾與政府形成街頭對峙，西方必然向示威者傳遞支持信息，對這些國家的政府施加高壓，結果往往使游行示威演變成動蕩，動蕩演變成沖突，沖突釀成流血,流血為國際干預提供了依據，形勢由此進入惡性循環直至爆發戰爭。實際上,今年美歐也發生了大規模游行示威和騷亂，倫敦警方曾一天拘捕1000名示威者、紐約警方曾一天拘捕700名示威者。如果當時國際輿論也鋪天蓋地地譴責歐美政府，也一邊倒地支持街頭民眾,那麼倫敦和紐約的法律秩序一定不會那麼快就得到恢復。

　　當權力的相互制約異化為朝野的零和博弈，受損的就是公共服務的效率﹔當民主由崇高的目的異化為爭權奪利的工具，割裂的就是社會民眾﹔當新聞媒體異化為無孔不入的利益集團，傷害的就是公民的知情權和隱私權﹔當“人道主義干涉”異化為發動戰爭的依據，為了保護一部分人就要造成更多人的傷亡，為了避免所謂的“人道主義災難”就要造成更大的人道主義災難﹔當享受生活異化為超過償還能力的借貸消費，經濟崩潰就是遲早的事。如果把文明沖突視為必然，把異己文明視為異類，企圖用一種價值觀來統治整個世界，用武力來強加治理模式，就會造成越來越多的戰爭和貧困，人類的思維在自然的挑戰面前就會越來越僵化和貧乏。這正是西方國家和當前國際社會許多問題的根源之所在。

　　（作者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