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 語

　　北宋大思想家、教育家張載有名言傳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個古訓已成為一切有良知、有文化擔當的人的信念。古往今來，他們視其安身立命之所在，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從何先生身上我看到了這種古韻遺風，也看到了一代大家的特質。何先生去世后，在送別何先生的儀式上，“寢饋書林逾七旬，治中西學成一家言。功在史壇稱巨擘，盡心庠序臻百歲。教多方士育數代人，澤貽后學仰先生”的巨幅挽聯記錄了一代大家的生涯。百歲老人，一部大書，留待我們、乃至我們的后人去閱讀，去品評。他的治學達到了大家境界，他的人生也彰顯出崇高與精彩。

　　信念如山 何先生自謙為“大時代的小人物”，見証了國家、民族的巨大變化。“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的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一輩子做學問，一輩子不忘情國家。”“我自信我所服膺的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証法、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史學的生命力。”“我一生治學都是緊貼國計民生的，因為唯物史觀告訴我，必須堅持抓重大問題。”何先生的這些真情道白，詮釋了他生命的源泉。1926年至1927年，他沉浸在北伐軍勝利的喜悅之中。他說:“我的心和熱情也跟著北伐軍的前進而沸騰。”他每天迫不及待地讀報紙，跟著北伐軍的進展查地圖，其政治知識、地理知識不斷長進。后來，蔣介石的真實面目暴露出來，尤其是蔣介石圍剿共產黨時，“我忽然清醒了，認為蔣介石是千古罪人。這時，是我感情上最靠上共產黨的時期。”承認自己曾經不切實際的主張，敢於跨越自己，選擇進步的道路，這就是他的坦蕩、他的襟懷。抗日戰爭爆發前，何先生遠赴日本留學。在短暫的一年裡，日本軍國主義的囂張氣勢壓得人們喘不過氣來。他感到：此時不是讀書時，此地不是讀書地。國內形勢使他進一步認清，中國共產黨人才是愛國的，剿共就是屠殺愛國者，不能容忍。1936年4月，他毅然回國，積極宣傳抗戰，宣傳國內外的形勢。1948年間，何先生留學美國期間一度作過《紐約新報》的主筆。他利用這個陣地，撰寫社論，揭露國民黨統治的黑暗以及因為政治腐敗而失去民心的情況。當新中國的曙光出現在東方地平線的時候，他面臨著人生的三岔口：回到祖國內地？繼續留在美國？還是應老師傅斯年之邀到台灣史語所？經歷了彷徨與痛苦，他終於作出明智的選擇：回到祖國內地。“作出這個選擇原因很簡單，也很堅決：愛國！我說是愛國，並非矯情或自夸：祖國的召喚讓我決計回國，這種感情、這片心意很質朴也很實在：我只是同時代的愛國人中的一個，是祖國這兩個字的神聖力量把我這游子召喚回來的。”他深感有祖國的人是無法體會一個沒有祖國的人的感情的，祖國對他有特別的意義：“回國救了我的學術生命，也救了我的政治生命。”“我這個人的好處是有理想，有事業心，有抱負，很想為國家為人民做點事。”“一生愛國，關心政治，又一生離不開讀書做學問，這就是我。”1983年，他72歲高齡時加入了中國共產黨;85歲時，出版了自傳，他取名為《愛國一書生》。在他九十大壽時，任繼愈先生送他兩句話:“激蕩青春鬆公府，從容白首太平庄（北京師范大學所在地——筆者）”。從容，就是自由王國的境界;從容，就是心不亂、道不亂。一個從容的老人，正是一生有信念的寫照。

　　精於道者 何先生一生追求真理，對學術心懷敬畏，是個真正的學問人。這樣的人不只是比一般人多看了幾本書，多喝了幾瓶墨水，而是窮其一生，殫精竭慮，苦苦追求被稱為“道”的東西。誠如《荀子》所言:“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著名教授鐘敬文評價他“治史守良規持論不隨眾”說。所謂“良規”，對於史學家就是一手具有深厚的理論素養，一手掌握豐富而准確的史料，且能得心應手、高屋建瓴，從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中厘清脈絡、發現規律、揭示本質。我以為，何先生有這個本事。何以見得？他有難得的“童子功”，從何先生青少年時代的寂寞苦讀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飽讀馬列、飽讀詩書的。用他的話說:“我所以有今日，是比別人早一點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辯証法的結果”、是“讓史料講話，實事求是”的結果。

　　光風霽月 中國文人自古崇尚“道德文章”，有“做學問先做人”的傳統，何先生做到了。記得他的兒子何芳川(歷史學教授)在婉拒兄弟學校給的講課費時說了這麼一條理由:“這是家風”。聽到這個理由，對方也就不再堅持。何氏家風講求風清月明。抗美援朝時，何先生與夫人把19兩黃金捐給了國家、他用給老師傅斯年編書的稿費設立了貧困生獎學金、汶川地震后他拿出1萬元給了災區人民，他多年來默默資助困難學生，他一次次退掉兄弟學校給他的講課費，何師母也曾把河南大學出版社給她的3325元稿費全部捐給了當年6個遭遇水災的貧困孩子，她說“錢是要用的，但要用在正地”、他們的兒子在出差的火車上，把自己的下鋪讓給不相識的母子，自己則被上鋪的冷風吹得感冒……大家，還是充滿感恩之心的人、有情有義的人，何先生曾對傅斯年的學術觀點提出過不同意見，他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但他在80多歲高齡時，拜謁恩師，在傅斯年的墓前長跪不起、老淚縱橫。

　　心廣思遠 大家是大寫的人，他們確有超凡脫俗之處。他們的晚年大都表現為淡定、不尋常。何先生八九十歲時以“桑榆晚情逢盛世，不用著鞭自奮蹄”自勉，在一生考察社會經濟基礎上開始觀照中國文化。從年輕時的抉擇到耄耋之年的老而彌堅，何先生對中華民族、中國文化充滿責任感、使命感。1995年12月，何先生應台灣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室邀請，到台灣講學。他深入闡述了中國文化起源、背景、發展及前途、致力於國家統一等問題，在台灣學界產生積極的影響。他對中國文化的闡述，大體有這樣幾個方面：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專制制度的形成和發展、中國文藝復興始於何時、東西文化的撞擊和民族出路的求索、中國文化的未來。僅從這幾個標題上看，人們就會發現，每個問題都是基本的，但又是最重要的。顯然，搞清楚這些問題，對於今天的文化建設、學術創新是有啟發與借鑒意義的。他堅信，“中國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有光榮前途的”，“中國文化未來的前景是樂觀的，因為未來世界應是一個一體化的世界、和平的世界、大同的世界，而這個方向與中國文化的特質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