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茲全先生（1911年9月7日—2011年2月15日）

　　馬寶珠 1955年生於北京，1983年大學畢業，1984年到光明日報社工作，其間，任《博覽群書》編輯，《史學》《史林》專刊編輯、主編，理論部副主任，現為《光明日報》高級編輯、《文摘報》總編輯。著有《中國新文化運動史》、《文化更新的嘗試》、《心河帆影——馬寶珠隨筆》、《一個女記者眼中的人生》、《說不盡的歷史話題》（編著），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提要》、《光明日報五十年歷程》（與馬馨林合編）、《實業元勛》、“影響中國歷史的三百位人物”（叢書，與肖黎、呂延濤合編），撰有《戊戌變法百年祭》、《歷史科學與文化建設》、《關於史學普及與提高的幾個問題》、《用生命奏響中國學術的鈞天大樂》、《君子之風，學者之范——懷念季老》、《文摘與文風》等論文、文章百余篇。

　　演講人：馬寶珠　時間：8月2日　地點：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由於工作關系，我有幸結識了一些學術大家，何茲全教授即是其中一位。芸芸眾生，能成為大家，自有其不尋常之處。隨著他的遠去，我愈加感到回憶與重溫的必要。因為，唯有記憶能觸摸人們的心底，能喚醒那些沉寂了的美好，而美好的東西是不該休眠的。

　　記得錢鍾書先生去世的時候，有人這樣說：“還是讓我們看錢先生的書吧。”我想，這話很有道理，因為，他的生命駐足在他的筆下，長留在他的著述中。紀念錢鍾書先生的這種方式同樣適用於其他大學問家。於是，我取出平日立於書櫃裡的《何茲全文集》，恭敬地讀，認真地想：他何以成為一代史學大家？他何以把人們引領到一個新奇、博大、深邃的世界？

　　思來想去，還是感到王國維的話能說明問題。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詩意般地形容成就大事業者、大學問家的三種境界。追憶何茲全教授的學術生涯，權且為王國維的精辟論斷做個注解。

　　修煉始於寂寞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見天涯路。

　　【宋】晏殊·蝶戀花

　　這原本是宋人寫離情的名句，引伸的意思是，一個人在蕭索淒冷中傲然獨立、獨來獨往、追尋理想的情景。王國維以此比喻古今成就大事業者、大學問家必經的第一種境界：要有勇氣忍受一切寂寞、孤獨與辛酸。

　　1911年9月7日，何茲全出生在山東菏澤。這時的中國正處於辛亥革命的前夜，戰事連連。戰亂的年代本不是讀書的年代，但做小軍官的父親有些收入，這使得童年的何茲全生活基本無憂，還能讀書。他六七歲就進了私塾，開始讀《四書》。由於私塾不設算術課，他便在10歲時進了學堂，跟著三年級學算術，跟著四年級上語文。語文老師是位老先生，教《古文觀止》，何茲全很喜歡他，覺得他有學問。還有一位叫曹香谷的先生，時常在學校禮堂的廊柱前挂上小黑板，少年何茲全站在黑板前凝神。他記得曹香谷先生經常以聖賢之言教導學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立腳人;是非審之於己，毀譽聽之於人,得失安之於數。他解釋，第一句說的是友愛互助精神、推己及人的寬恕精神;第二句的意思是在困難與危險面前不動搖、不低頭的知難而進精神;第三句強調遇事認真考慮，作出決斷，別人說好說壞，不必介意，但好的地方，盡可能吸收。聖賢的話走進他幼小的心靈，讓他明白許多道理。以后，他又接觸《詩經》、《左傳》和《孟子》等，漸漸對國學產生興趣。他閱讀李笠、梁啟超的《國學書目》，設法找來《書目答問》，並打算系統閱讀這些經典。這時，他才16歲。

　　兩年后，何茲全從菏澤來到北京。不久，他考取了北大。當時的北大，入學時不分系，何茲全選的是政治系。他選擇政治系的理由是:1927年大革命失敗了，為什麼失敗，一定要探個究竟。然而，一段時間過后，政治系的課程沒能回答他的問題，他又轉入史學系。

　　北大史學系雲集著一大批名師：胡適、傅斯年、錢穆、陶希聖等。這些老師講課有共同的特點：生動、清晰、深刻、獨到，何茲全對他們十分欽佩，也漸漸懂得，老一輩學者是以扎實的學問為根基的，重要的古籍他們都能背誦，譬如，傅斯年先生講課善於引用古書，經常整篇背誦，記憶超人。

　　這裡順便提及，2006年，筆者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之約，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提要》，書中收入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傅斯年《民族與古代中國史》、錢穆《國史大綱》的提要。胡適自覺而精熟的研究方法、傅斯年關於中國古史研究的篳路藍縷之功、錢穆提倡史心與史識的思想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舉這個例子，意在旁証何茲全教授的北大記憶。

　　北大教授們的學術思想深深影響了年輕的何茲全。他從欽佩、欣賞到決意效仿、學習。就這樣，在名師的引領下，他的人生腳步開始走向史學殿堂。

　　大學二年級，20歲的何茲全就開始閱讀《資治通鑒》、二十四史。那時，北大位於北京的沙灘，還沒有像樣的圖書館，一個叫鬆公府的平房院落用作圖書館，二進院的北房是古籍圖書館，書桌又長又寬，由於看書人不多，有時一個人可以佔半個桌子。書借多了，三面圍起來，像個書牆。讀書人近乎“苦行僧”，但在書牆裡看書，如同置身於世外桃源。借書時不用查書目，也不用寫借條，隻要報上書名，圖書管理員敲敲腦袋，略一尋思，就把書遞到手上。讀書無疑給人以精神享受，但是，一個青蔥年少的人每天要和老祖宗對話，要和“之乎者也”打交道，與青燈黃卷相伴，其感受是不言而喻的。鬆公府裡的書有限，何茲全就跑到位於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去看。當時，他的住所在北大東齋，從住所到北圖，要經過北海大橋。閉館后，他獨自走在大橋上，南北兩海的景色吸引著他，一天的寂寞與枯燥便漸漸散去。

　　在圖書館，他接觸了辯証法和唯物史觀，閱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也瀏覽了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礎》、《托瑪斯·穆爾和他的烏托邦》，這為他日后的學術生涯打下了堅實的理論基石。讀書是寂寞、單調的，但是，“每天鑽進圖書館看書，書讀多了，自然就有心得，就有想法。”伴著青春的激情與銳氣，他開始躍躍欲試，大有“少年心事當拿雲”的豪邁與氣魄。

　　回憶自己的讀書生活，特別是回憶當年往返於位於文津街上的北京圖書館與北大東齋“啃”《大藏經》的情形時，何先生難耐激動：“在北大讀書的4年，是我過去生活最幸福、最有意義、生活得最像個人樣的時期。北大4年，是在有知識、逐漸認識世界、認識自己中生活的。”我想，何茲全先生以自己的經歷詮釋了寂寞的意義與內涵。如果讀書必須以寂寞相伴，那麼，這種寂寞就是火山爆發前的沉寂，預示著“於無聲處聽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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