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善而固執之

　　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宋】柳永·蝶戀花

　　王國維以這兩句詞比喻成就大事業者、大學問家必經的第二種境界:由於對理想執著，信念堅定，雖然飽受挫折，嘗盡風霜，仍舊堅持到底，矢志不渝。

　　多次聽何先生談話，但印象較深的是聽他講荀子、講《中庸》。他說荀子“不以所已藏，害所將受”、《中庸》的“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也”對他的影響很大。他解釋，荀子的意思是，不以自己已經接受的東西排斥、損傷將要接受的新東西，這就是包容的思想;《中庸》擇善而固執強調的是，對了的就要堅持，不能東說東倒，西說西倒。這兩句話是辯証統一的，一方面要有主見，另一方面要善於學習。

　　上世紀50年代，何先生研究的重心是中國歷史分期。他運用詳實的史料進行論証，並在此后的研究中不斷加以完善，從而形成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討論中的一派。他說：“漢魏之際社會經濟有變化，認識這變化是由古代到封建的社會形態的變化而又給予它系統的理論說明並以可靠的歷史文獻証成其說，大約是我第一個提出，是功是過，是對是錯，我都要爭這個第一，當仁不讓。”

　　從這段表述中我們可以看出，何先生當時並沒有認定自己的觀點就是正確的，但他敢為人先的學術勇氣確實讓人佩服。對他的觀點，盡管有人不同意，但也不能輕易否定。對此，一位與他同輩的史學家這樣說過：“檢驗科學理論的正確與錯誤的方法中有一種是‘証偽’。要對何先生觀點‘証偽’，我想不是那麼容易的。即使不同意何先生的觀點而另持他說的學者，也不能不認真慎重考慮何先生的意見，而促使自己的研究再深入下去。”

　　早在1934年，何先生就在《食貨》雜志撰寫論文，首次提出“中國封建社會形成於漢魏之際”的觀點。抗戰勝利后，為更好地研究中國史，何先生曾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主要研習歐洲古代、中世紀史，這使他更加堅定了對中國歷史分期的看法。1958年，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兼管教師進修學院的吳晗請史學界人士作報告，何先生也在被邀名單中。他以“魏晉時期社會經濟的變化”為題，闡述了四個具體問題：從交換經濟到自然經濟，從編戶齊民、奴隸到部曲、客，從土地兼並到人口爭奪，從流民到地著。他認為，這四條是漢魏之際中國由古代社會進入封建社會的基本根據。

　　許多人知道，何先生在“文革”中，因“食貨派”而遇坎坷，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排除干擾，在歷史研究的征途上特立獨行，一路向前。在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這個領域，作為第二代名家，他與另幾位先生以論考雙精、學貫中西、變通古今的功力，將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階段。幾十年過去了，問及何先生對這一觀點的看法，他依然很堅定。不追風，不苟同，獨立之思考，自由之精神，擇善固執，自成一派，他的學術風骨讓人感佩。他用一生踐行了自己的信念：“著書立說寫文章，貴在有新意，尤貴在有創始性、突破性。”

　　何先生的擇善而固執建立在他篤信的“讓史料說話，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史學界評價何先生的這個原則有很強的思辨性，即如果沒有獨到的見解，史料再扎實，也談不上獨立思考精神。反之，如果做不到以史實為依據，提出的見解再新穎、再獨到，也只是猜想、臆測。

　　1991年周一良教授在何先生八十壽辰時評價他:“念茲在茲勤學問，神全形全樂期頤”。看來，一個勤奮之人不失洒脫、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