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启念：惠斌的文章我认真地读了两次，突出的感觉和锦芳一致，即文章的背景就是中国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回答了现实问题，表现了一种理论勇气，这点是十分不易的。此外，在研究所有制问题上，惠斌做了很好的工作，不是句号也是一个分号了，其他人达不到这种程度。但是，跳开解决现实问题的背景，单纯从学理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我想要研究的问题有很多很多。在文章内容上，我从不同角度谈谈三点感受。
第一，想要在马克思那里找到关于所有制问题的成熟的、一以贯之的东西，我认为恐怕找不到。应当将这个问题看作是一个过程，放在不同的阶段去研究。同一个问题在马克思的不同著作和不同阶段中有变化，未必是一致的，包括《资本论》与他在50年代写的一些著作也是不一致的。马克思没有写过关于所有制的专著。《资本论》并没有完整地讲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关于未来所有制的问题，虽然马克思有过些许言论，但没有专门论述。例如《共产党宣言》中得出的结论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与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也就是“两个必然”；1859年，他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根据巴加图利亚的考证，这是因为在1857年爆发了经济危机以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他甚至将正在写作的经济学论著放在一边去迎接这场革命。结果，资本主义并没有敲响丧钟。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提出“两个决不会”。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1859年和1848年他的看法是不同的。而且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当中，他谈到的股份制、合作制都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产生的。
第二，我认为，现在生产资料已经不仅仅是房子、土地等等，而最重要的就是知识。在中国大中城市中，第三产业已经占60%以上，第三产业的人的生产资料主要是知识。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说的个人所有、自由人的联合体正在逐渐变为现实。现代人只要头脑中有知识就不怕找不到工作。从社会发展的趋势来讲，科学技术知识是第一生产力，主要的生产资料不可能从个人身上被剥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讲过工人地位的变化，这和我们的现实非常一致。再例如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实现，如果每个人一无所有就不可能有自由，而知识作为人脑的一部分是不可能被剥夺的。
第三，惠斌的文章科学地回答了很多人讨论而又说不清的问题。但是文章选取的角度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产生了限制，即把所有制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看待，最多作为政治问题看待。其实这些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主要的，马克思研究所有制问题仅仅是研究人类解放思路中间的一个侧面、一个环节。从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到他去世，他始终追求的是人类的解放。之所以要消灭私有制，就是为了达到人类解放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从逻辑、哲学上能说的通的，在经济学中、历史现实中问题并没有解决。例如马克思关于消极的扬弃、积极的扬弃、合作制的问题等等。合作制的性质并没有取消资本主义的烙印，追求的目标也是财富的增殖，工人是自己的资本家。这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目标有天壤之别，即只有在物质生产的“彼岸”才能达到自由。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的研究还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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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高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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