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岱年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他在三四十年代創造了中國現代新唯物論的哲學體系。在中國傳統哲學的繼承和發揚方面，他開辟了與現代新儒學迥然不同的“繼續王（船山）、顏（習齋）、戴（東原）未竟之緒而更加擴展”的唯物主義哲學方向﹔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做的獨辟蹊徑的探索，是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不應忽略的重要一章﹔他是曇花一現的“解析的辯証唯物論”學派的主要理論代表，其實這派哲學亦頗適切於中國哲學現代化的需要﹔他倡導的以辯証唯物論為基礎和主導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之路，代表了20世紀中國哲學發展的正確方向，也是新世紀中國哲學繼續前行的現實道路。

關鍵詞：張岱年﹔中國哲學﹔解析的辯証唯物論

張岱年(1909-2004)先生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如果從中學時代就已發表的《評韓》、《關於列子》等文章算起，他在中國哲學舞台上活躍了近80年，在哲學理論研究、中國哲學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三個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在哲學理論方面，他試圖“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即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論為基礎和主導，兼綜中國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和西方哲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創造一種適應現代中國所需要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的新綜合哲學。在中國哲學史方面，他特別注意闡揚中國哲學中的唯物論和辯証法思想傳統，首倡宋明哲學中的理學、心學、氣學三派之說﹔他將邏輯分析方法運用於對中國哲學問題和概念范疇的研究，為全面准確地把握中國哲學的理論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哲學中關於人生理想、人的價值的學說做了深入的開掘，為批判繼承中國倫理思想精華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文化建設問題上，他早年就運用唯物辯証法，提出了“創造的綜合”和“文化創造主義”的主張，上個世紀80年代更明確地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論”，為中國文化發展指出了正確方向和現實道路，成為在當今中國影響最大、得到最廣泛認同的一種文化觀。

探討辭世不久的張岱年先生與20世紀中國哲學的關系是一個饒有理論興趣、亦有切近現實感的課題。本文不打算全面論述他對20世紀中國哲學和文化發展所做出的貢獻，而是將重點放在他早年的哲學創造活動上，即試圖探討他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所創造的中國現代新唯物論哲學體系在20世紀中國哲學史中應佔有什麼地位，它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西方哲學分別是一種什麼關系，它對未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將會發生何種影響。

中國哲學優秀傳統之繼承與發揚

60多年前，賀麟先生寫過《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一文，后來擴充成《當代中國哲學》（重慶勝利出版公司，1947年）一書，即以此文為該書的第一章，題目改為《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專門論述最近五十年來從舊傳統裡發展出來的哲學思想。賀先生當時是站在“新心學”的主觀唯心主義哲學立場上，極力表彰陸（象山）、王（陽明）之學在這幾十年中得到了“盛大的發揚”。在他看來，以康有為及其兩個大弟子譚嗣同、梁啟超為代表，包括晚年章太炎、佛學大師歐陽竟無，以及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乃至孫中山等人在內的新陸王學的復興，代表著中國近現代哲學的發展方向。“我們的新人生觀，新宇宙觀，甚至新的建國事業，皆建筑在心性的基礎或精神的基礎上面”（注：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頁。）。對於倡導“新理學”、被稱為現代新儒家中的“新程朱派”的馮友蘭先生，賀先生只是在論述近二十年來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與整理的成績時才提到他，且評價不高，這表現了賀先生當時的哲學立場和學派之見。其實，從“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的角度來觀照20世紀中國哲學，不論是“新心學”還是“新理學”、新陸王派還是新程朱派，都是由於受到西方哲學和文化思想的強烈沖擊與震蕩，而思調整並發揚中國傳統哲學，以適應新的時代需要。在這些學者看來，“外來的文化隻不過是一種偶然的遇合，外在的刺激，而中國人利用之，反應之，吸取之，以發揚中華民族精神，並促進中國哲學的新發展”（注：賀麟：《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第23頁。）。不能否認這些學者都為本民族哲學的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20世紀中國哲學中，即便是在賀麟先生所考察的“近五十年”，即上半個世紀，除了他視界所及的陸王之學（新心學）、新理學和新佛學之外，還有一種哲學也應該從“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的角度來予以重視並認真研究，可惜由於賀先生當年對於辯証唯物論的異己立場而將其完全忽略了，這就是張岱年先生在上個世紀30、40年代所倡導的“繼續王（船山）、顏（習齋）、戴（東原）未竟之緒而更加擴展”（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3頁。）的中國現代新唯物論哲學。

1936年，張岱年先生在《國聞周報》上發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一文，明確提出了“今后哲學之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的主張。在他看來，“此所說綜合，實際上乃是以唯物論為基礎而吸取理想與解析，以建立一種廣大深微的唯物論”（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頁。）。為什麼要以唯物論作為綜合的基礎呢？“乃因為唯物論是最有征驗，最合科學，且最符協於生活實踐的哲學”（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74頁。）。他認為，與作為正統派哲學的唯心論相比，唯物論在哲學史上並未得到充分的發展，隻有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綜合了唯物論與辯証法（對理法）的新唯物論，才可以說是“完全的徹底的唯物論”。因為它用辯証法來處理問題，也很注重人的理想與精神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說“唯物、理想、解析之綜合，實乃新唯物論發展之必然的途徑”（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頁。）。

30年代初，張先生就已完全服膺新唯物論即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論。他認為要在中國發展新唯物論哲學，就必須與中國固有的唯物論和辯証法思想傳統相結合。“建立哲學不顧及本國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所以今后的新中國哲學，在這一意義上，必是中國以往哲學之繼續發展。”（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38-239頁。）因此，他十分自覺地以辯証唯物論為指導來發掘本國哲學中的唯物論和辯証法思想傳統。1932年，張先生就在天津《大公報·世界思潮》上發表《先秦哲學中的辯証法》和《秦以后哲學中的辯証法》兩篇文章，初步揭示了以老子、《易傳》、張載、王夫之為代表的中國古代辯証法思想的基本內容與發展線索。幾年后，他在《中國哲學大綱》一書中又對中國哲學中關於“變易”、“反復”、“兩一”的辯証法理論做了更加系統的整理和闡述。該書還首先揭示了中國哲學中的“氣論”即唯物論的思想傳統。作者指出：“在中國哲學中，注重物質，以物的范疇解說一切之本根論，乃是氣論。中國哲學中所謂氣，可以說是最細微最流動的物質，以氣解說宇宙，即以最細微最流動的物質為一切之根本。”（注：《張岱年全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2頁。）特別是到宋以后，更形成了一個以張載、羅欽順、王廷相、王夫之、顏元、戴震等人為代表的傳承不絕的氣論學派，與以程朱為代表的理學派、以陸王為代表的心學派鼎足為三。因此可以說，中國哲學中的本根論，主要有三種類型，即唯理論、唯心論和唯氣論。至王船山（夫之），不止講唯氣，更進而言“唯器”，認為形而上之“道”並非根本，形而下之“器”才是根本的。“船山天下惟器的見解，實乃是最明顯的唯物論”（注：《張岱年全集》第2卷，第113頁。）。

張先生進而指出：“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哲學思想之趨向，更有很多可注意的，即是，這三百年中有創造貢獻的哲學家，都是傾向於唯物的。這三百年中最偉大卓越的思想家，是王船山、顏習齋、戴東原。在宇宙論都講氣論或唯器﹔在知識論及方法論，都重經驗及知識之物的基礎﹔在人生論，都講踐形，有為。……我們可以說，這三百年來的哲學思想，實以唯物為主潮。”（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73頁。）他認為正是這種唯物主義的氣論哲學，可以作為接引來自西方的新唯物論思潮之“內應”（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198頁。）。因此，“我們所需要的新哲學，不只是從西洋的最新潮流發出的，更須是從中國本來的傳統中生出的。本來的傳統中，假如有好的傾向，則發展這好的傾向，乃是應當。”（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71頁。）這“好的傾向”即是中國哲學中以氣論為代表的唯物主義思想傳統，或者說即是“中國哲學中對理（辯証）唯物論的傳統”（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72頁。）。

這“好的傾向”也可以說是中國傳統中固有的一種求實、主動、剛健、宏毅的積極思想，這種積極思想的復活才是中華民族的希望之所在。1934年，張先生在《中國思想源流》一文中寫道：“中國民族現值生死存亡之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安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隨摹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復活，然必不採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態，而是一種新的創造。”（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199頁。）這個時期他所致力的正是要創造一種能用西方的最新潮流來激活中國固有的“積極思想”和“好的傾向”的新哲學。這種新哲學就是將辯証唯物論與中國哲學優秀傳統相結合的中國現代新唯物論哲學。

在上個世紀30、40年代，一批學養深厚、有愛國情懷的學院派哲學家都有通過傳統之調整與發揚來振奮民族精神、挽救國家危難的良好願望，但由於哲學立場和哲學觀的不同，他們所創造的中西結合的哲學體系不僅在形態上有很大差異，而且在哲學路線上也有根本分歧和對立。在張岱年先生所創造的中國現代新唯物論哲學與馮友蘭的“新理學”、熊十力的“新唯識論”、賀麟的“新心學”之間就存在著這樣的情況。1933年，張先生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論外界的實在》、《譚“理”》等文章，就已鮮明地站在新唯物論的立場，不但用嚴密的邏輯分析有力地批駁了，“物緣心而有”、“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而且還坦誠地批評了馮友蘭先生在《新對話》中所謂“未有甲物之先已有甲物之理”和理“超時空而有”的客觀唯心主義理論。這種哲學立場繼續貫徹到他在40年代寫的“天人五論”中，如在《知實論》中試圖通過感覺的分析從理論上來論証“離識有境”即外間世界的實在，這很明顯地是針對熊十力等人的“離識無境”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的。又如在《事理論》中自覺地繼承王（船山）、顏（習齋）、戴（東原）的哲學傳統，系統地論証了“事理俱有、物統事理、以事為本、理在事中”的唯物主義事理論。作者明確地說：“近來馮芝生先生的《新理學》中分真與實為二，可謂徹底的理性主義的說法。……本書之思想與馮先生之不同，頗近於王船山天下惟器論、李恕谷理在事中論與程朱學派理在事先之不同。”又說：“近國內唯心論者乃以馮先生舍心談理為病，其與吾說，益如冰炭之相異矣。”（注：《張岱年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6頁。）后者是指主觀唯心論者對馮友蘭“新理學”的批評。不同哲學路線的分歧和對立在這裡表現得是如此之鮮明與不可調和！

在20世紀中國哲學中，同為“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馮友蘭、熊十力、賀麟等現代新儒家學者是調整與發揚以程（頤）、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為代表的中國古典唯心主義正統派哲學，把它與各色西方的正統派哲學結合起來，從而發展出了“新理學”、“新心學”、“新唯識論”等中國現代唯心主義哲學形態。近20年來國內學界對這派哲學比較重視，做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以至現代新儒學（即張先生所說的必不採取的“新孔學”）已成為當今顯學之一。而半個世紀前張先生所做的工作，即調整與發揚以張（橫渠）、王（船山）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唯物主義和辯証法思想傳統，把它與西方哲學的最新潮流即辯証唯物論相結合，力圖創造出一種中國現代新唯物論哲學形態的工作，則似乎關注的人不多，研究得更不夠。它在后半個世紀不得不“存而不論”也反映了中國學術發展中的一些不正常現象。在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如何改變這種狀況，正確地總結歷史經驗，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不應回避的現實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