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之獨辟蹊徑的探索

通古今之變、融中西之學是20世紀中國哲學最重要的特點（注：參見1993年8月馮契、方克立在國際中國哲學會第八屆年會上的報告論文。馮契論文的題目是《“通古今之變”與回顧二十世紀中國哲學》，方克立論文的題目是《二十世紀中國哲學的宏觀審視》。分別見《中國智慧透析》（華夏出版社，1995年）一書第379-386頁和第387-396頁。）。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即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相結合，與中國哲學和文化優秀傳統相結合，無疑是20世紀中國哲學史中最重要的事件，也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哲學之主潮或主旋律。在近百年來為推動這一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的中國哲學家中，張岱年先生是不應忘記的一位。被稱為“學院派馬克思主義者”（注：宗璞在《剛毅木訥近仁——記張岱年先生》一文中說：“我上過張先生所授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証唯物主義課。當時有人議論，說張先生講的唯物論不見得合官方的意思，我懵懵懂懂地過了好些年，現在才逐漸明白，他講的唯物論，大概是和政治有距離的，所以有學院派馬克思主義者之稱。”（《張岱年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7頁））的張岱年先生在上個世紀30、40年代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做的獨辟蹊徑的探索，與“主流派”在革命實踐中對這一事業的推進雖然難以相提並論，但其所致力的目標、方向是一致的，所起的作用是互補互益的，不能否認它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也留下了極有價值的內容豐實的一章。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的窯洞裡產生了兩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經典名著，這就是毛澤東在1937年寫成的《實踐論》和《矛盾論》。但很少有人知道，也是在抗戰期間，在日偽佔領下的北平的一個小胡同裡，一位不與敵偽合作的青年哲學家也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創造了一個“天人新論”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這就是張岱年先生在1942-1944年間所寫的《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品德論》等幾部哲學論稿。

張先生的“天人新論”是為了實現其“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的哲學構想而創作的，起先有一個完整的寫作計劃。由於抗戰時期生活極其窘迫，作者難以正常運思和寫作，結果“所成不及原初設想之半”。這部沒有完成的著作，藏諸篋笥40多年，到1988年才以《真與善的探索》為書名由齊魯書社出版。書稿遲遲沒有問世的原因，據作者說是由於當時著論，直抒胸臆，“內容頗異時論”，“沒有遵守比較流行的唯物論的表達形式”，其“所討論的問題與所提出的見解，在今天看來，可能都顯得非常奇特”（注：張岱年：《真與善的探索》“自序”，齊魯書社，1988年，第2-3頁。）。該書之“奇特”主要是與那個時代主流派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著作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有較大的差異，所以才有“不合時宜”之議論。但是，如果聯系其所產生時代思想界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們就不難了解，“這些論稿可以說是四十年代在哲學園地中一個理論探索者尋求真理的思想記錄。所討論的問題基本上是三十年代的問題，論証的方式也是三十年代的方式，其所關涉的西方哲學思想也是三十年代的西方哲學思想，同時更表現了三十年代的文風”（注：張岱年：《真與善的探索》，第2頁。）。應該說，它不但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隻有放到其所產生的特殊年代，才能體會到亂世著書之不易。該書能做到初具規模、基本理論框架清晰、觀點切實鮮明已相當難能可貴了，惟其如此，其內容的深刻性和形式的獨特性才更能彰顯出來。與30年代在中國流行的那些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相比較，它有以下幾個顯著的特點：

一是其問題意識、理論框架是來自中國哲學，而不是照抄照搬或簡單模仿蘇聯哲學教科書的章節結構。首先，將哲學界定為天人之學就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哲學歷來重視“究天人之際”、“窮天人之蘊”、“通天人之故”，即把天人關系看做是它所要追問和回答的最高問題。中國先哲說：“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注：邵雍：《皇極經世·觀物外篇》。）這個“學”不是指某種具體的學說或學問，而是指能夠揭示宇宙的根本原理和人生的最高准則的哲學。這與恩格斯關於哲學基本問題的論述並不矛盾而又富有中國哲學特色。其次，按照天人之學的基本理論架構，與《中國哲學大綱》分為“宇宙論”、“人生論”、“致知論”三個部分相對應，“天人新論”也分為“天論”、“人論”、“知論”三部分。“天論”即中國哲學中的天道論或宇宙論，“新論”又分為“事理論”和“心物論”，結果隻寫出了《事理論》。張先生在1948年寫的《天人簡論》和其他著作中亦概述了“心物論”的基本內容。另外研究宇宙發展觀的“大化論”和“兩一論”也可以歸屬於“天論”。“人論”即中國哲學中的人道論，包括社會歷史觀和人生哲學，張先生在抗戰時期隻寫出了簡略的《品德論》四章。“知論”即中國哲學的認識論，“新論”又分為“知實論”和“真知論”兩部分，結果隻寫成《知實論》一書。另外“方法論”也可以歸入“知論”，《哲學思維論》就是主要討論哲學方法論的著作。這個理論框架也具有鮮明的中國哲學特色。再次，“天人新論”所討論的問題，包括天人、事理、心物、兩一、知實、義命、群己等問題，都是典型的中國傳統哲學問題，是中國哲學家們討論了數千年而眾說紛紜、歷久常新的問題。試圖給予這些問題以現代科學的回答，自然可以說是“接著中國哲學講”，是中國傳統哲學在現代的新發展。其實這些問題並不是中國哲學的特殊問題，它們也包含著人類哲學思考的共同性或普遍性，“天人新論”同時也是對於那個時代世界哲學的最新發展做出的一種回應，是中國哲學家所發表的一家之言。

二是對所討論的問題做出了明確的辯証唯物論的回答，表現了作者所信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立場的堅定性。如論天人關系，該書將其認定為“本”（本根、本原）與“至”（至極、至精）的關系，即“天為人之所本，人為天之所至”。在張先生看來，自然界的物質運動是一切事物、現象生成的根本。“宇宙大化，無生物演化而有生物，生物演化而有有心之生物，至於人類，可謂物類中最優秀者。人居於天之中而能知天，人為物類中之一物而能宰物。故人為自然演化之所至。”（注：《張岱年全集》第3卷，第216頁。）因此，他又有“一本多極”之論，即確認物（天、自然界）為一本，物、生、心為多極，物實為生命和心知之根本（注：對存在的層級，還可以做更細致的區分，如“心”之一極，又可以分為“心知”、“社會”、“當然與理想”三個方面。說見《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377-378頁。）。這是對於天人關系問題所做出的既唯物又辯証的回答。又如，事理關系也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根本問題，程（頤）朱（熹）認為“理在事先”，顏（元）李（ｇōｎｇ＠①）主張“理在事中”，兩派爭論逾千年，對中國現代哲學亦有深刻影響。張先生在《事理論》中對這個問題做了詳細的解析，廣泛地論及與之相關聯的事與物、理與性、有與無、體與用、時空、關系、變化、兩一、反復、因果、可能與必然等諸范疇，最后明確地得出了事理俱有、物統事理、事為理本、理在事中的徹底唯物主義的結論。再如心物關系，他雖然沒有寫成《心物論》一書，但其“物源心流”、“物體心用”的基本觀點在《知實論》、《天人簡論》等著作中也多有論述，其所堅持的哲學立場與以上各篇是一貫的。

三是提倡“方法論上的多元主義”，其核心是將邏輯分析方法與辯証法統一起來，認為“今之喜形式邏輯者則鄙棄辯証法，而好談辯証法者則非薄形式邏輯，實皆蔽於一曲之見”（注：《張岱年全集》第3卷，第29頁。）。張先生指出，邏輯分析方法是一切學術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治哲學的基本工夫。邏輯分析的對象是名言和經驗。名言的分析又可分為名詞意謂的分析、命題的分析、問題的分析和論証的分析四項，經驗的分析也可以分為若干層次。他成功地將邏輯分析方法運用於中國哲學史研究，審其基本傾向，析其辭命意謂，察其條理系統，辨其發展源流，為這個學科的科學化和現代化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張先生又認為，哲學不能離開邏輯分析，也不能以邏輯分析方法自限。“除邏輯解析法外，有成效的哲學方法尚有辯証法。”“在辯証解析之外，尚有辯証的綜合。”“辯証綜合與辯証解析在應用時，只是一個歷程之兩段。”（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180頁。）他在《哲學思維論》一書中對辯証法的基本原則、辯証法之運用及其與形式邏輯的關系做了頗具特色的詳細說明。與30年代將形式邏輯等同於形而上學予以簡單否定的那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不同，張先生認為辯証法與形式邏輯“並無不兩立之沖突”，“必結為一，方能兩益”（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64、135頁。）。這在當時是一種較平正的觀點，可惜未能被“主流派”重視和接受。

四是“天人新論”所使用的基本概念、范疇，如“天人”、“體用”、“理事”、“心物”、“反復”、“兩一”、“知實”、“能所”、“群己”、“義命”等等，都是沿襲中國傳統哲學之名言﹔表述其理論要旨的哲學命題，如“天人本至”、“物統事理”、“物源心流”、“永恆兩一”、“知通內外”、“群己一體”等等，也是採取言簡意賅的中國哲學語言表達形式。它提出的一些新范疇、新命題，也多是從中國哲學引申、發展而來的，而又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如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諧”、“兼賅眾異而得其平衡”的“兼和”范疇，提出“以兼和易中庸”的命題，就深得中國傳統哲學重“和”思想之精義，是批判繼承和創造性地發展中國哲學的一個范例。又如在《春秋左氏傳》人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的基礎上提出了“人群三事”的新說：“一曰御天，二曰革制，三曰化性。御天者改變自然，革制者改變社會，化性者改變人生。”（注：《張岱年全集》第3卷，第224頁。）這樣就把人生的理想境界從改善個人的精神和物質生活提升到了改造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和主觀世界的實踐活動，自然也就把中國哲學提升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這部著作所表現出來的濃郁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不但與30年代深受蘇聯教科書影響的那些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迥然不同，甚至在整個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中，再也很難找到這樣一本“欲窮究天人之故，暢發體用之蘊，以繼往哲，以開新風”（注：《張岱年全集》第3卷，第215頁。）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了。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一個需要若干代人努力去完成的學術理論工程。在已經成為歷史的20世紀，許多先哲都為此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我們自然首先會想到《實踐論》和《矛盾論》這兩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性著作。它們是毛澤東在抗日戰爭的第一線，成功地運用辯証唯物論這個偉大的認識工具，去總結長期革命斗爭的實踐經驗，包括反對黨內各種錯誤思想路線斗爭的歷史經驗，而寫成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同時，它們也用辯証唯物論的觀點對中國哲學史上的知行問題和陰陽矛盾學說做了科學的總結，並採取了為中國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民族化、通俗化的表現形式。可以說，在整個20世紀，“兩論”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和巨大影響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可比擬的。但這並不等於說其他哲學家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都無意義、都不值得重視了，他們的貢獻也應該得到歷史的尊重，其理論成就也值得認真總結。

與毛澤東不同，張岱年是一個雖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愛國心，但卻缺少革命實踐經驗的知識分子，是一個所謂“學院派”哲學家。他的長處在於堅定地信持辯証唯物論而本人又是一個中國哲學方面的專家，因此他所做的工作就主要是在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優秀傳統相結合方面，在這方面他做了比其他哲學家更加自覺的探討，更加系統、深入的思考。由於受熊十力、馮友蘭等人影響，青年哲學家張岱年也有自創理論體系的志趣，因此才有“天人新論”之作。這部40年后才面世的尚未完成的著作，其影響雖然遠不及“兩論”，甚至也不如那些較為流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程，但是如果從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思想邏輯進程來看，特別是放到其所產生的具體年代，它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所做的獨辟蹊徑的探索及其歷史地位就是絕對不容忽視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天人新論”和毛澤東的“兩論”共同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優秀傳統相結合的道路，它們都是用辯証唯物論的觀點接著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講，分別闡明了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矛盾論或兩一論、天人關系論、事理論、心物論……的基本原理，都為創建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做出了重要貢獻。由於二者在理論方向上是一致的，因此在思想內容上也可以互相補充。例如，“天人新論”是從“知實論”和“真知論”的角度來闡述辯証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的，雖然也講到了“行之有成”即實踐是檢驗真知的標准之一，但對“行”在整個認識論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卻強調得不夠﹔相對來說，《實踐論》對“辯証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的論述顯然就要全面、深刻得多了。又如，張岱年在“兩一論”中對中國傳統哲學中關於對立統一的思想資源做了較深入的挖掘，並在中國傳統重“和”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兼和”的新范疇，這對《矛盾論》的辯証法思想可以說是一種豐富和補充。毛澤東和張岱年所開創的這條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優秀傳統相結合的道路，事實上還有廣闊的發展空間，還有許多工作需要有人接著去做。但在上個世紀，后繼者們在這個方面似乎並無多大作為，成績很不理想。這裡需要總結的一個重要經驗教訓就是：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過程中，能否允許不同的學派存在？我們對“學院派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是否給予了應有的重視？張岱年的“天人新論”在后半個世紀為什麼隻能“存而不論”，而不能繼續發展完善？認真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將成為新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寶貴資源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