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之路的艱辛開拓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哲學的未來走向問題備受關注，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學者各暢其言，分別發表了許多很有見地的看法，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認為構成現代中國哲學的這三大學術傳統、三個主流學科，必須打破學科壁壘和各自獨立自足地發展的狀況，加強相互之間的交流、對話、合作與融通，努力創造出一種能體現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之精華的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新形態，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理論根據和精神支柱。也就是說，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最理想的、也最具有現實可能性的就是走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基礎和主導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之路。

其實，“五四”后在中國就已形成中、西、馬三大哲學流派、三種哲學資源對立互動的格局，在如何處理三者的相互關系問題上，許多人往往隻看見它們之間的分歧、對立、互相批評、激烈論戰、“道不同不相為謀”的這一面，而看不到它們所反映的人類哲學智慧發展的共同性，它們之間互相補充、相得益彰的另一面，以及將三者之精華“綜合於一”的可能性。在中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先提出中、西、馬“三流合一”說的是張申府先生，張岱年先生則是此說之最積極的支持者、闡揚者和具體實踐者，他提出的“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的哲學新路，實際上就是一條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之路。30年代，張氏兄弟在文化觀上還提出了“辯証的綜合”與“創造的綜合”的主張，這種主張自然首先會在他們的哲學觀上充分體現出來，“三流合一”，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綜合創新。

“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是張申府先生的名言，也是他的哲學和文化綱領。為了更加客觀地觀察世界，他在倡導“解析的辯証唯物論”的同時，還主張回歸中國哲學的本源，將富含唯物辯証智慧的中國傳統思想與世界最新潮流結合起來。在他看來，“中國立國，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應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這些，以及易與實，斷然應以孔子為代表。”（注：張申府：《思與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39頁。）“仁，易，生：是中國哲學中三個最根本緊要的字，而實是一體的。……中國哲學的言仁，生，易，實深有合乎辯証法，有順乎大客觀。”（注：張申府：《所思》，三聯書店，1986年，第192頁。）因此，“三流合一”就是他合乎邏輯地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他是這樣說的：“我始終相信，孔子、列寧、羅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終希望，合孔子、列寧、羅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國哲學。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學統。孔子代表中國古來最好的傳統。羅素代表西洋歷來最好的傳統。列寧代表世界新的方在開始的傳統。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義、禮、智、信、敬、廉、恥、勇、溫、讓、儉、中以達的理想。羅素表示最進步的邏輯與科學，尤其是數理邏輯，邏輯解析，科學法與科學哲理。列寧表示集過去世界傳統最優良成分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辯証法與辯証唯物論，以及從一個實際角落來實踐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會科學。三者之間，不但並無敵對沖突。三者之間，而且正待相補相充。三者之間，解析且揚扔之后，又有什麼不可綜合，發展而為一的？……合孔子、羅素、列寧而一之的新體系定是世界中的新中國的新指標、新象征。”（注：張申府：《思與文》，第128頁。）他講得很清楚，這裡提到的三位哲學家分別代表著三種哲學傳統，各有其特定的象征意義，“合而一之”則成了一種新哲學的“新象征”。

張岱年先生完全認同其兄的“三流合一”說。1933年4月，他在張申府主編的天津《大公報·世界思潮》副刊上發表《關於新唯物論》一文，其中講到：“本刊編者曾雲：‘我的理想：百提（羅素），伊裡奇（列寧），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吾以為將來中國之新哲學，必將如此言之所示。將來之哲學，必以羅素之邏輯解析方法與列寧之唯物辯証法為方法之主，必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國將來如有新哲學，必與以往儒家哲學有多少相承之關系，必以中國固有的精粹之思想為基本。本刊編者又曾雲：‘我因既愛好數理邏輯而又器重唯物辯証法，所以頗想把二者聯在一起。’我以為此實今日今后治哲學者之莫大重任。本刊編者又雲：‘解決問題總要解析的，數量的，辯証的，大客觀的。’此實透露出將來哲學之消息。”（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133頁。）在這裡，他是把張申府先生當做民族化與現代性相結合的中國新唯物論哲學的代表而加以介紹和評論的，認為這派哲學即代表著中國未來新哲學之必然方向。

三年后，他在《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一文中提出“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的哲學構想，實際上仍是“三流合一”說的繼續和在理論上的具體發揮。這種哲學在性質上是唯物論、理想主義、解析哲學的一種綜合，即以新唯物論為基礎而兼綜唯心論注重精神與理想的貢獻，並吸收實証派哲學的邏輯解析方法。同時它也是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一種綜合，古典哲學與現代哲學的一種綜合。因為中國哲學中不僅有源遠流長的唯物論和辯証法思想傳統，而且最注重人生哲學之研討，有豐富的理想主義思想資源。與西方哲學將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絕對對立起來不同，在中國哲學中，自然主義與理想主義本來就是合一的，因而更適切於綜合唯物與理想的新哲學方向。同時，我們在公孫龍、朱熹、戴震等人的哲學中也可以看到“潛伏的注重解析之流”。這就是說，在唯物、理想、解析三個方面，都可以找到中西哲學合流的內在根據，建立一種融合貫通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辯証唯物論的新綜合哲學是完全可能的。

在30年代，張氏兄弟已有很明顯的崇信辯証唯物論的傾向。在“三流合一”的哲學構想中，他們並不是把三種哲學平列，而是自覺地倚重於辯証唯物論，以它為綜合的基礎和主導。張申府先生認為，不能把三者機械地分開，“在三者之上更要已經相習而不自覺地時時以辯証唯物主義為主宰，把它貫通到各角落各方面：時時要確在‘實’，如實，踏實，時時要‘活’，時時要注意各方面的關聯，時時要注意變化發展，時時要注意各類對立與矛盾，時時要注意相互斗爭與否定，時時要勿忘相反相成。”（注：張申府：《思與文》，第132頁。）張岱年先生更明確地肯定了辯証唯物論在新綜合哲學中的“基礎”地位。他說：“凡綜合皆有所倚重，如康德之綜合即是倚重於唯心，其實是一種唯心的綜合﹔今此所說的綜合，則當倚重於唯物，而是一種唯物的綜合。此所說綜合，實際上乃是以唯物論為基礎而吸收理想與解析，以建立一種廣大深微的唯物論。”他又說：“新唯物論是以唯物論為基礎而吸收對理法（辯証法）……我們更當以新唯物論為基礎，而兼綜唯心論關於理想的貢獻。不止如此，我們還應以新唯物論為基礎而吸收解析派的哲學之解析法。”（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262、269頁。）在20世紀中國哲學中，能以如此寬闊的胸襟兼容中西哲學之精粹思想，又能以如此清醒的頭腦傾情於現今世界上最先進的哲學思潮，明確地以辯証唯物論為其新綜合哲學之“基礎”和“主宰”（主導），這樣的哲學家實不多見。就其哲學基本傾向而言，無疑地應把它歸屬於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學派，哪怕是極具個性特征的一派，亦應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中給它以一定的地位。

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曲折歷程中，如何對待中、西、馬三者的關系，確實還是有一些經驗教訓值得認真總結的。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二元對立的觀念曾經長期支配著學術界，在一些自認為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的人看來，為了“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就必須同一切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說徹底劃清界線。於是，現代西方哲學統統被看成是壟斷資產階級的腐朽沒落的世界觀而一概加以否定，中國傳統哲學也幾乎與封建意識形態劃了等號而不置一顧。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學風嚴重地阻礙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正常健康發展。這種情況在30年代就已經存在。正如張岱年先生所指出的，當時“多數講馬克思主義的人對馬克思主義以外的學說，不問內容，不加分別，一概藐視，一概抹殺”（注：《張岱年全集》第1卷，第149頁。），表現出一種對馬克思主義的“盲信”和對一切非馬克思主義思想學說“盲誹”的態度。在這種思想主導下，主張以新唯物論為基礎而兼綜唯心論關於理想的貢獻，吸收實証派哲學的解析方法，甚至提出“孔子、列寧、羅素，三流合一”的口號，自然會被看成是一種奇談怪論，是喪失馬克思主義原則立場的表現。這恐怕是張氏兄弟的哲學長期得不到重視、始終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以至到建國后還隻能“存而不論”的根本原因。80年代以后，這種情況得到了很大的改變，至少是在認識上清算了上述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思想路線，力圖用唯物辯証的觀點和方法來對待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學說，張氏兄弟的“解析的辯証唯物論”和“三流合一”說也得到了重新評價。但是，我們在學科體制上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分為三個二級學科，分別獨立地從事有關教學和科研活動，相互之間很少交流和對話，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種學科“壁壘”，十分不利於這些學科的互動發展和中國哲學的整體創新發展，也很難培養出史論結合、兼通中、西、馬、具有創新精神和能力的哲學大家。張岱年先生30年代的哲學構想是著眼於“綜合”，要“連一切‘見’，去一切‘蔽’”、“兼取眾長而相資互益”，走“三流合一”、綜合創新的道路。而現實的發展卻與之背道而馳，在學科分立體制下，連他本人在后半個世紀也隻能專門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而不能繼續完成其“天人新論”的哲學理論創造。這是他始料非及、並不希望出現而又無可奈何的現實情況。所以他在80年代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時，再次呼吁打破狹隘眼界，大力提倡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西文化的綜合，中國固有文化中不同學派的綜合，努力創造一種集古今中外優秀文化之大成的中國當代先進文化。從早年提出“哲學上一個可能的綜合”，到晚年倡導“綜合創新”文化觀，張先生始終理性地把握著20世紀中國哲學和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作為一個“學院派”哲學家，能做到這一點應該說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歷史已進入21世紀，在中國的哲學和思想文化領域，中、西、馬對立互動的基本格局並沒有改變。張岱年先生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所倡導的以辯証唯物論為基礎和主導的中、西、馬“三流合一”、綜合創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紀中國哲學發展的正確方向和現實道路。他的后繼者們一定會沿著這條道路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建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土加恭

＠②原字曰下加升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