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全球視野

　　研究現代性，不可能離開全球性。全球性既是現代性的擴展和歷史結果，又是現代性發展的基本前提與條件，二者是相互依存、彼此促進的。由於現代性最初起步於歐洲，對現代性的最初詮釋和理解也主要產生於歐洲，因而現代性往往帶有“歐洲中心論”的色彩。馬克思超越了這種“歐洲中心論”，堅持用“世界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現代性。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正是從16世紀開始伴隨民族歷史轉變為世界歷史而形成的，現代性是在各個國家、民族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中向前推進的，現代性的矛盾也是借助“世界歷史”而向全球擴展的，而且最終也得借助“世界歷史性的”事業來解決。正因為在現代社會條件下任何重要社會現象、問題的出現和解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與世界歷史有著直接和間接的關系，所以看待和處理問題都必須有全球的視野。但是，馬克思所主張的全球化觀點並不同於現在西方流行的“全球主義”，這樣的全球主義已被新自由主義所控制，並成為新的“歐洲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實際上，馬克思對虛假的“世界主義”和“普遍主義”早已進行過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針對當時德國不少學者高談“世界主義”的現象，馬克思認為他們所講的“世界主義”不過是“日耳曼中心主義”的變種，“德國人的虛假的普遍主義和世界主義是以多麼狹隘的民族世界觀為基礎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4頁）。真正的世界主義是與合理的民族主義協調一致的，“凡是民族作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們為人類社會而做的事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7頁）。因此,強調世界性必須注意合理的民族性。

　　這樣的立場、觀點對於我們看待現代性的普遍性與民族性的關系也是非常有益的。一方面，必須看到現代性在不同國家、民族具有不同的特點和表現形式，因而具有明顯的民族性。不能把西方的現代性作為固定的模式來推行，各個國家、民族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走出一條新的現代性之路，並為現代性注入新的內涵、作出獨特的貢獻。另一方面，又要重視現代性發展的普遍性，並自覺利用這種普遍性來增強其民族性。這就要求我們既要深刻認識、把握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特殊規律，又要深刻認識、把握現代化的一般規律，按照現代化的規律來推進現代化的進程。為此，必須正確處理現代化進程中全球化與民族化的關系，積極參與全球化，通過全球化來推動現代化。盡管全球化也不是一條坦途，但它畢竟是走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

　　現代性與傳統

　　現代性總是相對於傳統而言的，在其本質上是創新的產物。但現代性又不是對傳統的徹底決裂或傳統的“斷裂”，它源於傳統又超越傳統，體現了發展的連續性與間斷性。馬克思就是這樣來看待現代性的流變的。在馬克思看來，現代社會的文明固然遠遠不同於傳統社會的文明，但現代文明恰恰又是建立在傳統文明積累的基礎之上的，它是傳統社會生活一系列變革的產物。傳統在現代性的發育、發展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人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而是在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和傳統中創造。這樣，傳統必然會以特定的方式來影響當代人的生活和社會發展。如在西歐的近代發展中，從古羅馬產生出來的法律傳統就有著重要的影響，羅馬法“成為工業社會的法的先聲”，並被“當作新興資產階級社會的法來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8頁）。西方的理性傳統對西方社會的發展也影響甚大。總的說來，現代性與傳統並不構成排斥的關系。“現代社會所趨向的‘新制度’將是‘古代類型社會在一種更完善的形式下的復活’。因此，不應該特別害怕‘古代’一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2頁）。

　　在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是完全離開自己的傳統邁向現代社會的，也沒有哪一個國家成功的現代化是完全從外部輸入的。今天，我們要建構當代中國的現代性，必須重視和弘揚我們的文化傳統，特別是民族精神。隻有這樣，才能使現代性有其堅實的文化根基。當然，維護和弘揚民族文化傳統，並不是把過去的東西原封不動地拿來用於現在，而是要根據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充分挖掘其寶貴資源，實現創造性的轉換，使其真正成為現代性的內在要素。因此，重視傳統又不能囿於傳統。要確定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與意義，關鍵是要明確現代性文化再造過程中最缺少或最需要發育的文化因素是什麼，然后才能以此確定對傳統文化應當繼承什麼，拋棄什麼，從而實現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合理融合，使傳統文化切實能夠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