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認識和實踐觀

謝文按照通常的說法，把“主客二分”和“天人合一”視為中西思維方式的概括，這其實並不准確。因為西方其實也講天人合一、人與上帝合一，中國人也講主客二分（如前引張載的話）。隻不過西方的確是立足於分，而中國則主要立足於合。聯系到知識和道德，我們也不能籠統地說西方的科技、中國的道德，或者西方物質文明、中國精神文明，這都是一百多年前的陳詞濫調，不知道謝博士為什麼還在念叨。中國古代科技一度還是很發達的，只是缺乏科學精神﹔西方則在知識論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迥異於中國古代的道德體系。如果要作一比較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說，人類早期朴素的道德關系的確能以中國傳統道德為典范，它為一個靜止不變的傳統社會的和諧提供了一種可能的模式﹔然而，如果著眼於可持續發展及歷史的進步，則西方建立在知識論上的道德更具有可塑性和進一步深化的余地。換言之，注重認識論的西方倫理學可以在認識論中獲得一種反作用力，因為想好了再做可以避免某種失誤，也可以揭示某種隱藏的偽善﹔而中國傳統倫理學排斥客觀認識則容易使自己所認定的道德良知成為僵化的教條，甚至偽善的假面具，到頭來淪為“以理殺人”的偽道學。

順便說一下，謝文發現，“鄧教授常常提到中國人的‘情感’，這是不准確的。准確地說，應該是‘情理’。中國人總是願意把感情和道理或天理融會在一起”。其實，這個道理我在2000年的文章中已表述過了：“中國所謂‘人情’，並不是指個人一時一地的真實感情，而是根據宗法血緣關系推定的一種‘應當’的感情，一種規范化、制度化了的‘情理’，它並不注重個人當下自由自發的情感，而是著眼於社會普遍認同的‘常理常情’，個人的情感是必須服從這種常理常情的，否則沒有任何價值也得不到任何尊重。這就是中國傳統‘以道德殺人’、‘以情殺人’的秘密。”(11) 當然，我對此的評價與謝博士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

五、反思觀

關於反思，謝文提出了一個觀點：“有什麼樣的認知心理結構，就有什麼樣的反思形式。”比如說，西方人的心理結構是主客二分的，所以他們可以把自己當作對象來“照鏡子”﹔而中國人的認知心理結構則完全不是這樣，而是天人合一的，“由於這種結構，中國人無法把自己作為對象來認識，來反思。相反，中國人是把自己看成一個整體來感知的”。所以，“中國人的這種反思方式也稱得上是一種獨特的反思方式”，與西方的方式各有優劣。“中國人的這種反思方式與其人性本善論是不可分的。如果中國人能通過此種反思方式保持善朴如初，嚴防偽善，那不是一種十分有效的反思嗎？如果你非要讓一個性本善的人用性本惡的人的反思方式去反思，那豈不是讓人‘無病呻吟’嗎？”是啊，按照謝文的種族主義觀念，中國人是善人，反思自己的惡就是“無病呻吟”﹔西方人是惡人，反思自己的惡是活該。“世界上還有哪個民族比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犯下的罪行更令人發指的呢？難道德國人沒有理由對自己的歷史行為作沉痛而深刻的反思嗎？假如他們不對自己罪惡的歷史行為作如此反思，那德國還有可能脫胎換骨、重振國威嗎？”可是，謝博士也是過來人，他應該知道，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被稱為“浩劫”的事情，但謝博士的論調恰好給我們長期以來不徹底反思提供了依據，也會為中國在未來重蹈覆轍埋下隱患。

從理論上來說，一個人如果“無法把自己作為對象來認識、來反思”，他就已經失去了做正常人的資格，因為他缺乏人的最基本的心理結構即自我意識結構。醫學上把這種現象叫做“自知力障礙”（insight），屬於精神疾病的一種症狀。“精神病患者隨著病情進展，往往喪失了對精神病態的認識和批判能力，否認自己有精神疾病，甚至拒絕治療，對此，醫學上稱之為自知力完全喪失或無自知力。……自知力是精神科用來判斷患者是否有精神障礙，精神障礙的嚴重程度，以及療效的重要指征之一。”(12) 我們似乎不能把這種醫學視為專治西方壞人的“西方的醫學”﹔而且，就算是中醫學，自知力的喪失也不是什麼好事，叫做“痰迷心竅”。其實，中國人和西方人都是人，自我意識的反思功能是作為人所共有的本質屬性﹔只是中國人長期以來不重視這種功能，更沒有從理論上對此加以探討，現在隻好從西方引進了。當然，知道自己有不反思的民族性，這也算一種反思﹔但如果以為不反思本身也是一種獨特的反思形式，並以此而自豪，這隻能讓人搖頭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