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幾點評論

第一，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論爭是西方近現代經濟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論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和不同的具體經濟背景下具有不同的具體內容和表現形式。當前國家干預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爭論是在禍源於美國、迅速蔓延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歷史背景下進行的。危機的可能性、危機的嚴重程度、危機的發展前景、危機的原因和應對危機的政策主張成為這場爭論的焦點。兩派經濟學家對這些問題的理論解釋和政策主張與當前客觀現實密切相關。任何一派經濟學家提出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都要受到並且事實上已經受到客觀現實的檢驗。

第二，當前的客觀經濟現實已經對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爭進行了檢驗並做出了裁決。在危機爆發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的一些代表性人物不同程度地預言或預感到有可能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即經濟危機，危機爆發的現實証明了這些預言或預感具有一定的正確性。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否認危機可能性的斷言，已經永遠成為他們在歷史上留下的笑柄。在危機現實面前，否認危機可能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處境困窘。他們中大多數人默不做聲，個別人仍在強辯，極少數人表示認錯。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比較直率地承認：“我和其他人一開始都說，次貸危機可以得到控制，我們都錯了。”[71]長期迷戀並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承認自己有“局部的”錯誤。[72]

第三，危機爆發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已經無法否定危機的存在，但是他們又普遍低估危機的嚴重性，認為這次危機最多只是一次普通的經濟衰退。對危機的前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普遍持盲目樂觀態度，認為經濟很快就會全面復蘇，並迅速恢復持續增長。西方發達經濟體的現狀表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這種樂觀估計與現實不符。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相比，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對危機嚴重程度和前景的估計比較實際。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承認這場危機的嚴重性，比較普遍地認為這是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並稱之為大衰退。他們對危機的前景很不樂觀，不僅擔心出現“二次探底”的可能性，更擔心西方發達經濟體可能因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債務危機陷入多年停滯狀態。德國《世界報》2011年8月22日發表《優勢地位岌岌可危》一文，報道了該報對不同觀點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問卷調查。接受調查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埃德蒙·菲爾普斯說：“西方過去幾十年寅吃卯糧，因而已經透支了自己的部分未來。”該報對17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問卷調查得出的主要結論是：“主權債務危機正在成為整個西方制度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難題。政界若無法迅速控制危機，美國和歐洲的經濟就將停滯多年。”[73]

第四，在探討危機的原因時，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斷言危機的原因在於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認為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背離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原則”，造成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與此相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相當普遍地認為，危機的原因在於沒有進行必要的國家干預，在於解除或放鬆監管，在於長期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當做是危機的原因，說明他們對危機原因的認識極為膚淺，連經濟現象的表面聯系都沒有接觸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硬說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是危機的原因，這暴露了他們在嚴重的經濟危機面前仍在頑固地堅持反對政府監管和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立場。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識到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必然惡果，是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必然產物，這一認識在西方經濟學史上是個進步。30年來，正是由於新自由主義的大肆泛濫，正是由於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裡根政府等西方國家政府全面推行新自由主義，加劇了社會兩極分化，加劇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但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對危機原因的認識也有明顯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他們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一樣，都沒有認識到也不願意認識到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聯系，都沒有認識到經濟危機根源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兩派經濟學家都不願意承認，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可離異的終身伴侶。這一局限性不只是認識問題，更重要的是由兩派經濟學家共同的階級局限性所決定的。

第五，在西方國家，政府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兩個層面干預經濟。宏觀層面的政府干預主要針對經濟危機和通貨膨脹所採取的旨在穩定經濟的政策。經濟危機時，政府通常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通貨膨脹時，政府通常採取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微觀層面的政府干預在我們國內現在常被譯為監管（regulation，又譯為管制、調節、管控、規制、監督與管制等）。在西方國家，監管是政府在微觀經濟層面為控制企業生產、銷售和價格，以及為調節金融等行業和市場而採取的各種經濟政策措施。監管的反向政策措施是解除或放鬆監管（reregulation，又譯為去管制化、非調控化、解除監管、放鬆監管、解除管制、放鬆管制、放鬆規制等）。這是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美等國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現在，當美國經濟還沒有走出泥潭的時候，美國經濟學家中就已經有人宣稱：“解決的方法很簡單：去除政府干預即可。……現在可以把美國經濟真正帶出泥潭的不是更多消費，也不是更多借貸，更不是持續零利率政策，而是回歸……自由市場經濟原則。”[74]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說的政府退出，是主張政府不要採取任何救助和刺激政策，而是徹底回歸到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他們天真地以為，重病纏身的資本主義經濟體不用問醫求藥，隻要靠市場自行調節就能奇跡般地完全康復。可是歷史早已反復証明，今天的現實又一次有力地証明，新自由主義天方夜譚式的市場自行調節論既無法預防危機，更無法醫治危機。曾經宣告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最終階段的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現在也在重新認識市場自行調節論，他說：“華爾街金融危機葬送了認為市場可以自行調節的信念。”[75]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所主張的救助和刺激經濟的政策在實踐中有一定用處，但作用有限，絕不是萬應靈藥。歷史和現實表明，西方國家的干預充其量是在危機前有可能暫時推遲危機的到來，在危機爆發后有可能在減輕危機破壞程度、縮短危機持續時間、促進經濟復蘇等方面起一些作用，但絕對不可能預防、消除和根治經濟危機。

在這次危機中，西方經濟學界設計了各種救助和刺激方案，西方國家政府和央行採用了各種救助和刺激手段，現在都已接近於陷入無計可施的困境。英國《金融時報》2011年8月20日發表題為《解決全球金融問題沒有靈丹妙藥》的文章說：“全球的經濟決策者們開始表現出逐漸失去耐心的跡象，他們到藥箱裡找藥，找到的不會是他們喜歡的藥物。一些最見效的藥物已經用完，剩下的許多藥物都是試驗性的，或者有不良副作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埃斯瓦爾·普拉薩德指出：“在發達經濟體，決策者們顯然已經走投無路。”[76]美國總統奧巴馬也無可奈何地說：“我們經歷的是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患了心臟病，雖然病人活過來了，正在漸漸康復，但是康復的速度非常緩慢。”[9]

第六，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中的貨幣學派經濟學家（貨幣主義者）認為，貨幣政策最為有效。這既與強調財政政策最為有效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存在區別，又與徹底否認一切救助和刺激政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有所不同。現在，貨幣主義者迷戀於根據量化通貨膨脹目標制定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幻想靠這一政策使美國走出危機。可是，在美聯儲連續實行兩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之后，收效甚微，危害頗大。美國《紐約時報》2011年4月24日報道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對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效果的評估，這些經濟學家說，美聯儲的刺激措施令人失望，定量寬鬆政策的好處小得驚人。[58]就連美聯儲前任主席格林斯潘也認為，兩輪量化寬鬆政策都沒有什麼效果。他說，除了影響美元匯率以增加出口之外，“我沒有看到任何效果，不僅是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QE2），而且第一輪量化寬鬆政策（QE1）也是如此”。[77]更何況，這種典型的美國式自私的量化寬鬆政策是典型的以鄰為壑的政策，嚴重損害了許多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經濟體的利益。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公開批評這一政策以鄰為壑。[78]他還指出：“量化寬鬆造成美元貶值，實際上是在從其他經濟體竊取增長。”[78]美聯儲政策制定者隻考慮美國私利，連挂在嘴上的“世界責任”也完全不要。以鄰為壑的量化寬鬆惡化了許多經濟體的經濟狀況，理所當然地遭到許多國家的猛烈抨擊和堅決反對。國際輿論從多方面尖銳批評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引起的以及可能引起的嚴重后果：違反國際約定，向別國轉嫁危機，使美元減值縮水，稀釋多個國家特別是稀釋以美元為主要外匯儲備貨幣國家的資產，逃債賴債，掠奪別國財富，造成流動性過剩和通脹，讓投機熱錢沖擊新興市場，推動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通貨膨脹，催生資產泡沫，制造匯率動蕩，挑起貨幣戰和貿易戰，攪亂國際金融和國際貿易秩序，損害新興經濟體和其他經濟體利益，等等。

第七，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同屬西方經濟學，兩派經濟學家都是西方經濟學家，具有相同的階級屬性。兩派經濟學家在危機理論和政策主張方面如此相互排斥和相互對立不是階級屬性的分歧和對立，而是對市場經濟認識的分歧和對立。這種認識的分歧和對立集中在一點上，就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二者認識的分歧和對立。

“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又譯“市場失敗”、“市場不靈”、“市場缺陷”）論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反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武器，也是他們論証政府干預經濟必要性的理論根據。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識到，現實的市場不是他們的經濟學假設的理想的完全競爭市場，而是存在市場失靈。市場失靈是指沒有政府調節的市場系統在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失敗，是指沒有國家干預的市場自行配置資源存在缺乏效率而且不能公平分配產品和服務的狀態。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具有凱恩斯主義傳統或其他國家干預主義學派的傳統，他們知道市場配置資源隻有在完全競爭的嚴格假設下才有效率，但是現實的市場經濟不是完全競爭，而是存在市場失靈。在西方經濟學界，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們這一相對較為全面的認識顯然超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片面認識，因而有可能對危機的發生和發展提出有一定預見性和現實性的見解，而不像新自由主義那樣盲目否認危機的可能性和危機的嚴重性。但是，國家干預主義者對“政府失靈”論認識不足，而是以為通過政府干預就能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市場失靈問題。

“政府失靈”（government failure，又譯“政府失敗”、“政府不靈”、“政府缺陷”）論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反對國家干預主義的重要理論武器，也是他們論証“政府退出”和“回歸自由市場經濟”的重要理論根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強調，現實的政府不是理想化的政府，因而政府的政策和計劃不能導致理想的預期效果，不能產生改善市場體系的結果。政府失靈論包含的較為合理的因素是看到西方國家政府調節市場經濟的局限性，看到西方國家政府的政策不可能在改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方面產生理想的效果。但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是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完全信奉自由放任，認為市場萬能，主張一切由市場調節。他們迷信於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理論，把市場配置資源理想化，而不承認市場失靈，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承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現實性和嚴重性，而是錯誤地以為，隻要取消政府干預就會自然走出經濟危機。

第八，無論是國家干預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他們的理論和政策都是以不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為前提的。面對經濟危機，他們的共同目的都是要挽救資本主義。西方國家政府既可能採取國家干預主義，又可能採取新自由主義。至於何種理論和政策主張得到政府的採納，只是取決於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何種理論和政策主張更符合統治階級和利益集團的需要，更有助於他們處理當時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在西方國家，兩大思潮的此消彼長並不取決於理論和政策主張的科學因素和正確成分。國家干預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兩大思潮何者居於主流地位，區別僅在於是擴大還是減少政府在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而不會改變資本主義基本制度。不過，在經濟危機期間，西方國家政府一般採納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的政策主張，而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政策主張，以求渡過危機。

第九，在新世紀第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30年來幾乎一直處於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義遭到沉重打擊，被迫退居非主流地位，國家干預主義重新佔據了上風。西方國家政府採取的各種救助措施和經濟刺激計劃，証明了退居非主流地位已達30年之久的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主義重新受到決策者的青睞和追捧。著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加裡·貝克爾對這一趨勢有畏懼之感，他不無夸張地說：“事實上凱恩斯主義確實有復興的趨勢，這讓我相信大約90％的經濟學家都是隱蔽的凱恩斯主義者，只是他們害怕承認而已。”[79]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是有局限性和副作用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魯比尼認識到，財政政策隻能給經濟以暫時的刺激，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大，即使是極端的貨幣政策有時也無力挽救經濟。據計算，為了刺激1美元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美國政府就要推出10倍金額以上的各種救市措施，為挽救經濟危機所付出的代價要遠遠超過危機本身所造成的損失。[80]

危機使新自由主義受到重創並陷入困境，但是這一思潮不會自行退出歷史舞台。隨著經濟逐漸復蘇，隨著凱恩斯主義政策措施的副作用逐漸顯現，新自由主義仍然有可能重新抬頭。國家干預主義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就有此擔憂，他說：“幾年前，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對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的信仰——幾乎將世界推入萬劫不復的深淵。現在，這種右翼經濟學大有卷土重來之勢，其背后的推手無他，乃是意識形態和特殊利益集團。右翼經濟學重整旗鼓將再次威脅全球經濟——至少是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因為右翼經濟學思想在這些地區最為盛行。”[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