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關於應對危機政策的意見分歧

在應對危機的政策方面，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一系列問題上出現深刻分歧，並進行激烈爭論。

（一）關於金融機構救助和監管的意見分歧

在這場危機中，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很多都認為，解除或放鬆監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對此次危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認為，美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存在很多問題，出路在於改革金融監管體系，對金融業加強監管。他們主張，在危機時期，政府必須採取激進措施救助銀行和金融系統﹔在長期內，政府必須加強對金融系統的監管。他們對政府已經採取的救助政策表示不滿，認為這些政策過於保守，力度不夠。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克魯格曼、魯比尼等就金融機構救助和監管提出了較為深刻的看法和比較激進的主張。

斯蒂格利茨認為，由於美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系過度信奉市場的自我調節能力，監管工具已經被那些需要被監管的人所利用，存在對監管的套利和操縱，因此，必須對現有的監管體系進行改革。[17]

克魯格曼主張，在救助銀行和財政刺激的近期措施有效實施之后，就應當轉向長期的預防性措施：改革金融體系，重建金融系統，用一套新的規則和條款確保金融安全。他力主擴大金融監管和金融風險防范網，覆蓋全部金融機構。他提出，不僅是銀行，而且任何像銀行一樣經營的機構和任何在危機爆發時需要得到像銀行一樣救助的機構，都必須被當成銀行來監管。[1]

魯比尼主張迅速對金融系統監管進行改革。他認為，這場危機表明，証券化不是減少了系統風險，而是制造了系統風險﹔金融公司和金融創新工具的不透明性，導致了定價的不確定性風險。這表明，盎格魯—撒克遜式的資本主義即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已經失敗。自我監管實際上意味著沒有監管。自我監管的方法還引起了評級機構的巨大利益沖突，它們不是按照監管原則而是依據自己確定的辦法行事。[24]魯比尼提出：“我們現在需要一個在流動性、資本、杠杆、透明度、補償金等方面更有約束力的制度。”[24]

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長蓋特納和總統首席經濟顧問薩默斯也承認，必須建立一個更堅固、更安全的金融體系，目前的金融監管存在很多問題。例如，現在的金融監管框架有許多缺點和漏洞，以及司法權重疊﹔對金融風險的定義也已經過時，隻注重個體安全而忽視了系統安全。沒有監管好傳統銀行以外的衍生品業務，沒有給消費者和投資者以適當的保護﹔聯邦政府沒有控制和管理金融危機的合適工具，更沒有全球一致的監管體系。[25]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熱衷於市場自行調節論，反對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干預，反對政府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和加強監管，認為政府干預的政策違反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原則，侵蝕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

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科克倫說，在這場典型的銀行恐慌中，由政府充當最后貸款人，讓市場解凍就足夠了，沒有必要對銀行進行救助。他竭力美化解除或放鬆監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宣稱許多決策者沒有意識到解除或放鬆監管后銀行系統是多麼強健。[26]

芝加哥大學的加裡·貝克爾和凱文·墨菲認為，政府干預在大多數情況下隻會幫倒忙，人們不清楚政府將在什麼時間採取什麼行動，以及誰會獲得救助，這就會帶來風險和不確定性。[27]哈佛大學的肯尼思·羅格夫和馬裡蘭大學的卡門·萊茵哈特認為，過度杠杆行為是當前危機的直接原因，而政府在鼓動過度杠杆行為中起了決定性作用。[28]

法國學者居伊·索爾曼認為，理智的決定應當是讓破產的銀行消失，這樣，在很短的時間內，可能隻需要幾個月，市場就會消化掉僵尸銀行和壞賬，新的銀行就會出現﹔與此同時，不受政府干預的房地產市場會恢復真正的房地產價格，使交易建立在可維持的基點上。他還認為，有些銀行被認定為“太大而不能倒閉”，這只是一些人的猜想﹔自由市場策略也許會導致更嚴重的衰退，但會使經濟更快反彈，衰退的時間更短。[29]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嚴重的危機使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營壘內部出現了分化跡象，甚至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大本營芝加哥大學也能看到這種跡象。例如，已經在芝加哥大學從教三十多年的道格拉斯·戴蒙德在這次危機中拒絕在自己同事組織的反對政府救助計劃的請願書上簽名。他認為，如果否決了救助計劃，就會刺激私人投資者從銀行抽離資金，因此，政府除了為銀行提供保護傘和加強監管，別無選擇。[30]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科克倫在接受採訪時承認，像他本人這樣反對政府救助和監管的學者隻佔少數，大多數人都認為，應該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和監管。[31]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面對這場嚴重的危機仍在倡導政府對金融機構解除或放鬆監管。他們有的認為，監管者在危機時刻往往隻看金融創新的成本，不看金融創新的收益，過度監管是“將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有的認為，監管會限制銀行的活力，從而會影響經濟的活力，而解除或放鬆監管則可以使銀行系統更有效率，使人們更容易貸款買房，從而提高住房自有率﹔使企業更容易獲得貸款，從而雇用更多工人﹔還可以使收入增長更快、經濟周期波動更小，甚至還能降低犯罪率。[32]芝加哥大學的克裡斯琴·勒茨認為，金融監管會壓制金融創新，妨礙公司和消費者借款，阻礙經濟增長。他說：我們並不需要更多、更嚴厲的監管。在平時，市場調節力量很強，嚴格的監管隻會增加成本。[33]

針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加強金融監管會阻礙金融市場創新這一說法，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批駁說，現在的金融創新不是用來幫助美國人應對他們真正面臨的風險，使他們在經濟條件發生變化時仍能擁有住房，而幾乎全是在逃避稅收、監管和會計准則，盡可能鑽空子或愚弄一知半解的借款者﹔真正的金融創新需要一個設計良好的監管制度來確保金融系統安全、穩健，好的監管會鼓勵好的創新。[34]

有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危機中改變了他們對監管的看法，值得一提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領軍人物，他在理性預期假設的基礎上重建宏觀經濟學，得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無效的結論。如今，面對經濟危機，盧卡斯承認解除或放鬆監管出了問題。他說：“我每周都在改變關於銀行監管的看法，過去我以為這個領域得到了控制，現在我不這麼認為了。”[31]盧卡斯順便透露，奧巴馬是除克林頓以外44年來他唯一投票支持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為了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於2009年12月通過了《巴塞爾協議Ⅲ》，提高了全球銀行業的最低資本監管標准。由於受到了來自金融部門的廣泛壓力，委員會曾經被迫放鬆監管指標。2009年9月12日，世界主要國家中央銀行代表終於在瑞士巴塞爾就這個全球銀行的監管新規則達成了歷史性協議。

2010年6月25日凌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委員會議員經過通宵工作，就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規模最大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最終文本達成一致，不顧華爾街幾個月來的瘋狂游說，批准了其中限制銀行自營交易和分離銀行衍生品業務者兩項爭議最大的規則。2010年7月21日，《多德—弗蘭克法案》由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生效。根據該法案，銀行的自營交易能力將受到限制，以后受聯邦擔保的資金不能夠從事高風險活動，同時，利潤豐厚的衍生品業務也將從傳統銀行中分離出去。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弗蘭克認為，這項法案比“幾乎所有人”預計的都要嚴格。參議員銀行委員會主席多德稱這個法案是“巨大的成就”。[35]美國凱威萊德國際律師事務所應法律和金融界的廣泛要求，發布了《多德—弗蘭克法案》的法律評估報告。凱威萊德旗下金融服務部門聯席主席史蒂文·洛夫齊表示，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所有金融機構都將直接受到重大影響，非金融機構由於使用受監管的金融產品，其也將受到間接的影響。該法案對《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的修改，以及對高管薪酬和企業監管規定的廣泛調整，將對美國所有的上市公司產生影響。[36]

《巴塞爾協議Ⅲ》和《多德—弗蘭克法案》的頒布，是金融監管領域中國家干預主義勝利和新自由主義失敗的一個重要標志。

（二）關於銀行國有化的意見分歧

在這場危機中，一些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主張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機的銀行，提出了部分銀行暫時國有化的方案。

魯比尼認為，國有化是對付銀行業危機更“市場友好”的方案，既能給無償付能力的機構普通股和優先股股東以最大打擊，又可以保護納稅人的利益，還可以避免政府管理有毒資產的問題。[37]

克魯格曼認為，金融行業的生存依賴於政府的支持，所以政府需要有相應的所有權，不實行國有化，銀行就不能自負盈虧。[38]

斯蒂格利茨認為，國有化有助於迅速恢復信貸，有助於使銀行的動機與國家利益相符，有助於清理銀行間債務。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的國有化主張，甚至得到了曾經長期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和前裡根政府財政部長貝克有條件的支持。格林斯潘說：“為了迅速而有序地進行重組，或許有必要暫時將一些銀行國有化。”[39]他還添加一句：“這是百年才能做一次的事情。”[40]與格林斯潘相似，詹姆斯·貝克在裡根政府任財政部長時曾經熱衷於私有化，在此次危機中也對銀行國有化表示有條件的支持。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竭力反對國有化。哈佛大學的杰弗裡·邁倫認為，國有化意味著由政治而不是市場力量來決定誰獲益誰受損，政府可能去補貼信用等級較低的貸款人，補貼與政治相聯系的產業，貸款給國會裡政治勢力強大的議員所在的地區，所有這些都有損經濟效率。同時他認為，國有化不可能是暫時的，一旦將銀行國有化，將銀行作為政治工具的誘惑就會使銀行被國有化數十年時間，甚至永遠收歸國有。更糟糕的是，一旦銀行被國有化，其他行業比如汽車、鋼鐵、農業就會紛紛尋求政府幫助，就會使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迅速加強。[41]不少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擔心，如果對問題銀行和金融機構實行國有化，哪怕是實行暫時國有化，就會蒙上“社會主義的色彩”。

曾經信奉新凱恩斯主義但近些年來不時表現出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也是銀行國有化的反對者。2009年2月24日，伯南克在國會聽証會上表示，美國不需要銀行國有化。他強調，即使為了進行必要的重組，政府也不一定非得接管背負著巨大問題資產的銀行。不過，伯南克面對意見分歧，他又換一個說法：“不需要正式地把銀行國有化……而是公私合營。”[42]在這裡，伯南克似乎佯裝不知道私有企業或私有銀行改為公私合營也屬於西方定義的“部分國有化”。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主張由私人部門給銀行和金融機構紓困。布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格倫·哈巴德、哈佛大學的哈爾·斯科特和芝加哥大學的路易吉·津加萊斯提出了兩個方案：一是鼓勵銀行將有毒資產分離至一個壞賬銀行，政府不再擔保任何壞賬銀行的債務﹔二是政府進一步放鬆限制，讓私募股權基金進入銀行，由私人資金承擔大部分風險。[43]

針對新自由主義反對國有化的觀點，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指出：“這種對私人控制方式的偏愛，會使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策略嚴重扭曲，總是出台完全沒用的救市措施。如果僅僅為了保住‘私人所有’的幻覺，而把大把的錢塞進銀行以及高官們的腰包，這會付出我們無力承受的巨大代價。”克魯格曼還指出：“如果僅僅因為擔心救助金融體系的行動有一點所謂社會主義的色彩便不採取必要的行動，那將是滑天下之大稽。”[1](P176)

（三）關於“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的意見分歧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布什政府的“保爾森計劃”和奧巴馬政府的“蓋特納計劃”都表示不滿，但兩派經濟學家的出發點和政策主張卻大相徑庭。

“保爾森計劃”又名“問題資產救助計劃”（Troubled Assets Relive Program, TARP），是保爾森任布什政府財政部長時於2008年10月出台的美國政府救助計劃。該計劃擬通過7000億美元財政支出，由政府購買銀行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以恢復信貸市場的正常運轉。

“蓋特納計劃”又名“公私投資計劃”（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Program, PPIP），是奧巴馬政府財政部長蓋特納提出的於2009年2月出台的美國政府救助計劃。該計劃擬用“保爾森計劃”的部分資金，並引進私人投資者的資金，建立公私聯合投資基金，用來購買銀行和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以恢復信貸市場的正常運轉。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對“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的不滿有不同的出發點，並有不同的替代方案。不同的出發點和不同的替代方案反映出兩派經濟學家的意見分歧。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在批評“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時說：“以保爾森計劃為基礎的任何救助計劃都不會產生效果，經濟學家越來越就這一點達成共識。”“如果這項計劃最終得以採納，很可能要由美國的納稅人來收拾殘局。”斯蒂格利茨頗有深度地揭示這類計劃的性質，指出這類計劃是由導致這場危機的“特殊利益”、“錯誤的經濟理論”和“右翼意識形態”等毒素混合而成的。[44]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批評“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時說，布什政府的“保爾森計劃”是讓政府直接買下銀行的有毒資產，而奧巴馬政府的“蓋特納計劃”是讓政府借錢給私人投資者，由他們來購買銀行的有毒資產。因此，“蓋特納計劃”隻不過是用一種拐彎抹角、喬裝打扮的方式來為有毒資產的購買進行補貼，實際上是“保爾森計劃”的翻版。[45]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布林商學院教授路易吉·津加萊斯從另一個出發點和另一個替代方案出發批評“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他認為，“蓋特納計劃”比“保爾森計劃”更有風險、更狡猾，不但很有可能像后者一樣失敗，而且有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不滿。他認為這種做法“違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誰獲益誰就要承擔受損的風險”。他說：“對於像我這樣信奉自由市場體系的人，當前最可怕的風險是少數金融家的利益會侵蝕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是到了從資本家手裡解救資本主義的時候了。”[46]

由上述可見，關於“保爾森計劃”和“蓋特納計劃”，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存在深刻的意見分歧。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認為，“保爾森計劃”等是“特殊利益”、“錯誤理論”和“右翼意識形態”等毒素的混合物，根本解決不了問題，除非由政府接管陷入危機的銀行，實行銀行暫時國有化。而以津加萊斯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這類救助計劃“違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會“侵蝕資本主義體系的基礎”，因而是“信奉自由市場體系的人”所不可接受的，出路是從少數金融資本家手中解救資本主義。

（四）關於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意見分歧

曾經是新凱恩斯主義者的伯南克，近些年來在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問題上越來越傾向於弗裡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他多次稱頌弗裡德曼，尤其是竭力贊美弗裡德曼1970年所做的題為《貨幣理論中的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的講演。2003年，在弗裡德曼夫婦《自由選擇》一書出版23周年紀念會上，伯南克說，《自由選擇》是一部經典著作，“弗裡德曼貨幣框架對當代貨幣理論和運作的影響怎樣說都不為過”，“無論是決策者還是普通大眾，都應該對弗裡德曼心存感激”。[47]伯南克此前在弗裡德曼90壽辰慶祝會上曾引証並贊揚弗裡德曼“派直升機從頭頂上大把撒美元”以拯救美國經濟的說法。西方一些媒體現在稱弗裡德曼是伯南克的“精神導師”。

弗裡德曼主張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他根據失業水平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穩定關系的假說，認為按照會導致溫和的通貨膨脹或者溫和的通貨緊縮的固定增長率增加貨幣供給量的政策是可取的。弗裡德曼的這一論點隱含著通貨膨脹目標和通貨緊縮目標，從而隱含著量化寬鬆和量化緊縮的貨幣政策思想。當這一假說受到質疑后，弗裡德曼又表示，看來需要採取愈來愈大的通貨膨脹才能保持低失業率。貨幣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初盛行之后，由於聲譽不佳，便開始尋找新的“經文”（斯蒂格利茨語）：確定通貨膨脹目標。伯南克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以來，就一直謀求設定一個“合理的”或“最優的”通貨膨脹目標作為擴大貨幣供給的依據。他表示，美聯儲大多數官員都認為物價漲幅應該保持在2％或略低的水平，而當前的通貨膨脹率太低。[48]這是伯南克發出的美聯儲將量化的貨幣供給與量化的通貨膨脹目標捆綁在一起的重要信號。這一信號很快成為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及措施。伯南克后來公開發表文章說，美聯儲的“雙重使命是促進就業，同時維持低水平通貨膨脹。……今天，大多數的實際通脹率指標都不到2％，即低於大多數美聯儲決策者心目中符合經濟長期健康增長所需的水平”。他極力強調量化通貨膨脹目標的重要性，說“過低的通脹可能對經濟構成風險”，“極低的通脹可能變成通縮”。[49]

美國的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貨幣政策是指美聯儲在量化通貨膨脹目標基礎上量化擴大貨幣供給，通過購買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增加基礎貨幣，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以刺激經濟復蘇和減少失業的一種非常規調節方式。在通常情況下，美聯儲通過購買短期國債和其他低風險資產來調節經濟﹔在此次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中，美聯儲大量購買長期國債和其他高風險資產來刺激經濟，企圖通過量化寬鬆降低利率，刺激消費和投資，支撐復蘇，減輕失業，防止物價下滑，緩解通貨緊縮風險。但是，不僅美聯儲許多官員和經濟學家知道，而且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本人也知道，這一政策並非萬應靈藥，而是暗藏風險。

自從美聯儲實行量化寬鬆政策以來，國際輿論普遍譴責美聯儲使勁開動印鈔機，濫發貨幣。著名投資家、金融學教授吉姆·羅杰斯2010年11月4日在牛津大學發表演講時，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伯南克，說：“伯南克博士不懂經濟學，不懂外匯，也不懂金融，他隻懂印銀紙（印鈔票——引者）。……他的學術生涯就是研究印銀紙，給他一台印刷機，他就會使勁地開動。”[50]法國《費加羅報》2010年11月4日發表題為《美聯儲的紙房子》的文章，回顧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2002年所做的一次著名演講，他在演講中堅稱，無論任何時候都能用一件對政府來說非常容易操作的工具來擺脫通縮的幽靈——印鈔機。他引用貨幣主義創始人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話說，如果發生通縮，隻需要派直升機在頭頂上撒美元。[51]

2008年底至2010年3月，美聯儲共購買1.75萬億美元的國債及抵押貸款擔保証券，企圖在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加深的背景下刺激經濟。這被稱為第一輪量化寬鬆（QE1）。

2010年11月3日，美聯儲宣布，到2011年6月底，將再購買6000億美元長期國債，企圖在失業形勢嚴重、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進一步刺激經濟。這被稱為第二輪量化寬鬆（QE2）。

伯南克不遺余力地為量化寬鬆政策辯護，竭力夸大它的效果。2011年4月27日，伯南克在宣布即將結束此項政策的記者招待會上說：“量化寬鬆政策的成功超出預期。”但是，與伯南克的自我夸耀不同，美國國內外對量化寬鬆的批評之聲不絕於耳。

第一輪量化寬鬆政策在美國國內就已引起不少人批評，第二輪量化寬鬆更是招致一片質疑聲和批評聲。媒體充滿斥責這一政策的尖銳話語：“有一系列負面影響”，“起到了反效果”，“冒風險”，“進行豪賭”，“是可怕的錯誤”，“是與魔鬼做交易”，“伯南克說的那些恐怕連他自己都不信”，“與‘龐氏騙局’無異，簡直就是‘山姆騙局’”。

在美國經濟學界，斯蒂格利茨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多次尖銳批評美聯儲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典型代表。在美聯儲出台量化寬鬆政策之前，斯蒂格利茨在2008年5月26日的法國《回聲報》有針對性地發表題為《確定通貨膨脹目標失敗》的文章。他在追溯“確定通貨膨脹目標”與“弗裡德曼鼓吹的貨幣主義”的關系后做出預言：“確定通貨膨脹目標很可能要失敗。”斯蒂格利茨提出：“西方必須快速有力地應對，更為重要的是放棄制定通貨膨脹目標。”

在美聯儲出台量化寬鬆政策之后，斯蒂格利茨指出，美聯儲購買巨額長期債券的量化寬鬆不會起多大作用，而且會有壞處。他說：“美聯儲及其擁護者掉進了當初把我們引向危機的那個陷阱。他們的觀點是，經濟政策的主要杠杆是利率。事實上，利率主要是通過銀行系統來發揮作用的，而銀行系統運轉不暢，量化寬鬆對利率的作用很小，對投資和消費沒有多大影響。”[52]2011年1月28日，斯蒂格利茨在達沃斯接受CNBC採訪時，強調美國如果希望持續復蘇，就必須改變花錢方式：“我們需要做的是在投資上多花錢，減少在武器上的花銷，不要在根本不存在的敵人身上浪費錢了。”[53]

斯蒂格利茨批評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是藥不對症。他對記者說，美國當前嚴重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而非貨幣供應量不夠，用第二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治療美國的經濟是藥不對症。[54]斯蒂格利茨還擔心美聯儲的量化寬鬆政策會引起貨幣戰爭，其結果既損人又不利己。他在2010年11月2日英國《衛報》發表題為《貨幣戰爭沒有贏家》一文指出：美元貶值“會刺激競爭對手做出回應。在這種脆弱的全球經濟環境之下，貨幣戰爭會使每個國家都成為失敗者”。

克魯格曼也認為量化寬鬆對刺激實體經濟沒有作用。他說，有人問我對於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是否感到失望，我覺得量化寬鬆政策一開始就沒有指望能夠對實體經濟產生效果。[55]

魯比尼認為，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無助於美國經濟迅速復蘇，甚至會讓美國經濟體這個病人從“加護病房”搬進需要長期看護的“慢性病房”。

批評量化寬鬆政策的不僅是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約翰·泰勒批評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鬆政策實際上是向發展中國家輸出通貨膨脹，使得其他國家央行的日子更不好過。至於第一輪量化寬鬆政策，泰勒說，這幾年批評者越來越多，一些人認為這種刺激政策奏效了，但我並不認同。對於通過美元貶值來減輕債務，泰勒說：“我希望不要採取這樣的政策，這是不負責任的，對其他國家有害。”他相信，經濟刺激政策注定將是一場失敗。[56]原來持凱恩斯主義觀點后來轉向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的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菲爾德斯坦認為，量化寬鬆是危險的賭博，有制造資產泡沫的危險，可能破壞全球經濟的穩定。[57]

美聯儲量化寬鬆政策在國際上更是廣受抨擊，反對者不僅有學者、經濟界人士和公眾，而且有財政部長、經濟部長、外交部長、央行行長以至首相、總理和總統。他們譴責美聯儲“派直升機從頭頂上大把撒美元”的政策是“美國式自私”的典型體現，直接損害了許多國家的利益。

（五）關於財政政策的意見分歧

具有凱恩斯主義傳統的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最重視的是通過財政政策刺激經濟。2010年10月31日，斯蒂格利茨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採訪。記者問：“您為什麼堅信進一步的財政政策會奏效？”他說：“關鍵在於刺激經濟時財政政策的確奏效。”問：“如果從整體上理解您的論點，那就是，我們應當推行財政政策，美聯儲應當宣布它不會變動利率，而且若非確實需要就不應插手。”答：“完全正確。”[52]2011年1月28日，斯蒂格利茨接受CNBC採訪時針對有人說“凱恩斯主義已經死亡”，斯蒂格利茨指出：“任何持這種觀點的人都不是真正懂經濟的。”他說：“長期來看，長遠來看，還是需要一個有序的財政制度。”又說：“美國其實已經不再需要更多量化寬鬆，但是財政刺激應該繼續進行。”[53]

認為財政政策重要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作用不大的美國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為數不少。2011年4月24日《紐約時報》以《經濟學家們說，美聯儲的刺激措施令人失望》的醒目標題報道說：“眾多經濟學家說，令人失望的結果表明，美國央行在讓這個國家擺脫經濟困境方面能力有限。”俄勒岡大學經濟學教授馬克·托馬說得更明確：“要扭轉局勢、推動復蘇的話，我認為貨幣政策沒有這種能力。”[58]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主張擴大財政支出，以彌補私人部門的投資不足和消費不足。具體措施有：加強失業保險，向州和地方政府進行財政轉移，加大在教育方面的投資，興建公共工程，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對政府已經採取的財政刺激措施，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過於保守，力度不足。

大多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主義的財政刺激措施沒有多大效果。他們主張由私人自行籌款去修繕基礎設施，不必動用納稅人的錢。[59]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的加裡·貝克爾和凱文·墨菲反對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他們認為，政府的刺激計劃也許有利於長期增長，但對GDP的短期刺激效果非常有限，遠達不到有些樂觀者所估計的刺激乘數將達到1.5。經濟刺激計劃應是短期行為，可是過去的經驗表明，利益集團會千方百計地游說政府維持和擴展原有的項目，這意味著即使經濟恢復到充分就業水平，刺激計劃也難於退出，到那時，它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將接近於零。政府計劃在兩年之內花掉5000億美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很難保証這些錢能被明智地花掉，很難保証刺激計劃能經過嚴格、合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因為許多民主黨人都將此視為獲得他們渴望已久的開支項目的黃金機會。開支計劃最終將給納稅人帶來沉重的負擔，影響勞動者工作積極性和投資。[60]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表示，如果認為僅僅依靠擴大財政支出就能夠促進經濟增長，這是完全不理解經濟科學的一種表現。[61]是什麼造成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及今天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普雷斯科特說，真正的罪魁禍首不是市場失靈，而是中央政府失靈。[62]他公布一份征集經濟學家簽名的請願書，內稱：“盡管有報道說所有的經濟學家現在都是凱恩斯主義者了，都支持增加政府的重任，我們在請願書上簽名的經濟學家卻不相信更多的政府支出是改善經濟運行的方法。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胡佛和羅斯福的政府開支計劃沒有使經濟走出蕭條，更多的政府支出也沒有使日本擺脫‘失去的十年’。讓更多的政府開支幫助美國復蘇只是良好的願望。”[29]

也有少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在兩派爭論中持較溫和的支持財政刺激計劃的立場。例如，供給學派的代表人物馬丁·菲爾德斯坦在主張減稅的同時認為，貨幣政策作用有限，必須擴大政府開支。他說：“盡管作為財政保守主義者我不喜歡預算赤字和增加政府開支，但就目前的情況，財政刺激計劃是必要的。”[63]

政府開支的乘數作用是兩派爭論的一個焦點，爭論的實質是財政刺激計劃有無效果或效果大小的問題。英國《金融時報》發表短評說：“（財政乘數的）不確定性事關重大，因為它為政界人士的幾乎所有行動或政策試驗提供了借口。”[64]

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很多都認為，政府開支會刺激而不是擠出私人開支，刺激乘數將大於1。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很多則認為，政府支出對私人投資有擠出效應，刺激乘數將小於1，甚至幾乎等於零。克魯格曼和薩默斯認為，政府支出對私人投資有擠出效應是基於政府借款會推高利率的假設，而現在美聯儲已將利率降低到接近於零，並且除非經濟有過熱的跡象，美聯儲將保持這種政策不變，因此政府支出不會擠出私人投資。可是，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認為，擴張的財政政策會拉高利率。他的這一論斷受到克魯格曼的嘲笑，說他“忘記了一年級的經濟學課程”。[65]克裡斯蒂娜·羅默是奧巴馬提名的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任，以研究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原因和經濟復蘇以及財政和貨幣政策在經濟復蘇中所起的作用而聞名。她論証，刺激乘數可以達到1.5。而斯坦福大學的約翰·科根、約翰·泰勒以及法蘭克福歌德大學的托拜厄斯·克威克和沃爾克·威蘭等都質疑克裡斯蒂娜·羅默和總統經濟辦公室首席經濟學家賈雷德·伯斯坦所採用的統計方法，指他們採用的是傳統凱恩斯模型，並且假設條件與實際不符。如果採用新凱恩斯主義模型並修改假設條件，刺激乘數就會小得多。[66]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巴羅計算的刺激乘數為0.8。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科克倫甚至認為刺激乘數可能為負，根本無法降低失業率和改善經濟狀況。克裡斯蒂娜·羅默對巴羅等經濟學家的計算方法提出質疑。她認為，刺激計劃有助於消除消費者和企業的恐慌，提振信心，這種對私人開支的刺激作用不是用模型和凱恩斯乘數能說清楚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根據多個數學模型和過去類似的經驗”估計，美國的財政刺激計劃在2009年第三季度大約維持了60萬∼160萬個就業崗位，使GDP比沒有刺激計劃時提高1.2∼3.2個百分點。國會預算辦公室負責人道格拉斯·埃爾門多夫說：“盡管2009年春季和夏季的經濟前景和就業率不如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的好，但這隻反映了經濟基本面比預計的還要糟糕，並不表明刺激計劃的效果比預計的差。”[67]

關於前布什政府減稅政策到期后要不要給企業和富人繼續減稅的爭論也十分激烈。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希望繼續給企業和富人減稅，而國家干預主義經濟學家則主張在2010年12月布什政府減稅政策到期時停止對最富裕的家庭減稅，並繼續對手頭不太寬裕的家庭減稅，這樣既可以給正在掙扎著復蘇的經濟提供短期支持，又有助於解決長期預算赤字問題。克魯格曼認為，對工薪階層家庭減稅可以刺激需求，而對高收入家庭減稅則沒有什麼作用。他抨擊共和黨人以擔心赤字為由，不肯花300億美元補貼失業者，卻支持對富人高達20倍額度的減稅政策，甚至認為減稅能增加政府收入。[68]美國學者約翰·波德斯塔指出，允許對高收入家庭減稅措施到期將使未來10年的赤字和債務減少8300億美元，布什政府為富人減稅的“涓滴計劃”不但沒有創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業增長，沒有增加工薪階層的收入，反而拉大了貧富差距，增加了赤字。[69]

美國奧巴馬政府已經或准備採取的財政政策包括增加在修建公路、鐵路和機場跑道的財政支出，准備為年收入較低的家庭延長減免稅收，停止為富人減稅，反對為富人延長減稅期。[70]這些經濟政策表明，在國家干預主義的和新自由主義關於財政政策的爭論中，本屆美國政府目前傾向於國家干預主義而不是新自由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