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東平梁林村。梁林是個山區小村落，人口不足800人，但個性十分鮮明：(1)它基本上是個單姓村;(2)梁家源自聲名顯赫的東平梁氏家族，在其鼎盛時期的宋代，名人輩出、高官接踵，婦孺皆知的《三字經》中的“梁灝”即是其中之一;(3)明成化年間，部分梁氏族人因家族墓地“風水好”而遷居於此，並因此而的村名;(4)1980年代以來，以家族墓地的重建為核心，梁林與村落外乃至海外梁氏后裔建立起了廣泛而密切的聯系，成功申報“山東省歷史文化名村”，村落生存空間和資源得到極大拓展和豐富，村落面貌與村民生活有顯著之改善。一個小村落歷經數百年的社會動蕩而安然無恙、繁衍生息，其中之原因固然很多，但始終從先祖的遺產中尋找庇蔭則為其中之最重要。由此，我們對鄉村居民也必須有一個新的認識和評價，在許多上層精英分子看來“愚昧、保守”的草根生命，事實上是很具有文化運用能力的，即以文化為凝聚力、以文化為號召力、以文化為生產力。或許他們在理論層次上不及上層精英分子，但思維邏輯上並無根本性差異。

　　關於濟南冷水溝。筆者的調查分析發現：(1)1949年前的冷水溝並不封閉和落后，它至少有600余年以上的開發史，形成了以水稻種植為中心的多個產業鏈，與濟南及周邊市場有著鮮明的互補關系，經濟條件較好，有“吃不窮的冷水溝”之說;同時，也有豐厚的社會歷史資源，人口繁盛，重慣習、禮義而更重契約、利益，有多層次的社會互助合作組織，有較發達的宗教與類宗教信仰，文化教育歷史久、水平高;(2)集體化體制的建立大大改進了冷水溝農業生產的條件，使其成為遠近有名的產糧區，但也徹底破壞了村落生態結構，失去了自由種植水稻的自然條件、社會基礎和市場基礎;傳統的中斷使該村日漸平庸乃至貧窮，甚至一度出現餓死人的現象;(3)當下的冷水溝村形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多元經濟體系，村落社會生活條件及教育設施日益接近城市，有豐富的文化組織和頗具文人氣質、學術意味的文化活動。但值得注意的是，改革開放后冷水溝走的發展道路“與官方部門和學者的設計有著明顯的區別”。換言之，科學、工業化等被上層精英分子視為現代性之圭臬者，對於一個具體村落而言未必盡是福音，這正是“梁漱溟式之嘆”所以發生之根源。

　　總之，上述七村的調查研究使我們認識到：(1)鄉村文化的根本特點是其實踐理性。一方面，鄉村社會的基層性決定了鄉村生活主題的實踐性，另一方面，所有鄉村文化形態也都具有實踐性需求，且也隻有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才能產生意義，同時，鄉村社會結構體系的特點也決定著實踐是傳承和塑型鄉村文化的關鍵所在;認識不到這點、不重視這點，導致了對鄉村社會和鄉村文化的種種誤讀誤批，這正是“趙旭東之問”所產生之根由。(2)由實踐性而決定了鄉村文化的自覺性，包括其重視教育的傳統、鄉民對自身歷史文化的建構與詮釋，特別是其積極利用以差異求存在的市場競爭法則。(3)實踐性也決定了鄉村發展道路的自主性和鄉村社會轉型的多元性，上述七村的當下樣態幾乎沒有任何相似性，就是有力的証明。

　　當然，以上的調查、梳理和分析還使我們認識到，未來的鄉村研究與鄉村建設不能不有觀念上的幾個變化：(1)要於“變”中看“不變”，既要重視當下的合理性、理論的合理性，也要重視歷史的合理性與實踐的合理性;(2)要看到“大小傳統”之爭本質上是個利益博弈，既要重視國家在超村落社會網絡中的支配性地位，更要看到民間力量在村落內的決定性作用;(3)既要重視對鄉村的文化輸入，更要重視村落內生力量特別是鄉村精英階層的培育，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進一步鞏固和擴大鄉村的自由，其要點是既要實現城市對鄉村的開放，更要實現鄉村對城市的開放，促進民間資源在城鄉間的自由流動。(作者為山東大學教授、博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華北鄉村傳統文化的近現代轉型研究：以山東為例”負責人;本文系該項目結題成果概要，項目編號：05CZS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