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村文化實踐歷程調查

　　探索鄉村傳統文化延續與轉型的機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整個中國文化特性的重新檢討。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掌握了這個機制，對於正確地把握鄉村文化發展規律並因此而確定鄉村文化發展政策，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一探索能否取得進展，又取決於對鄉村文化特性的正確解讀與判定。據筆者所知，目前學術界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已經相當多了，且有諸多頗為准確之概括分析，這些分析在現象學上具有重要啟示，在發生學上卻說服力不足，因而其政治經濟學的意義也不強。為此，我們從山東地區選擇了7個各具特色的村落，以田野調查為基礎並輔以廣泛的文獻搜集，努力構建村落歷史原點時期的文化圖景，並以之與當下村落文化形態進行跨時代的比較;同時重點梳理分析與村落文化生成與發展相關的事項(如宗族、宗教、民俗)、事件(如村學建設、村史編寫、族譜編寫)、人物(如村政人物、族長、小學教師、神職人員)等，從而達到在解剖文化實踐歷程的基礎上，把握不同文化元素的互動規律及走向。

　　關於鄒平西王村。西王村形成於明初大移民時代，距今已有600余年的歷史。傳統時代，它是一個資源貧乏、生產水平一般的農業聚落。出於生計需要，西王村人也發展出了較為可觀的家庭副業經營特色，其中主要是販賣糧食和青菜。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949年后，即使在高度計劃經濟時代，它也建立了規模可觀的社隊副業。改革開放后更是以此為基礎獲得長足發展。一個人口不足700人的小村落，擁有企業總資產134億元，位列“中國經濟十強村”，並實現了農業產業化、農村城市化、居住社區化、生活福利化。鄒平西王村的社會轉型有許多值得思考之處：(1)國家的價值訴求直接影響到鄉村社會組織形態、經濟形態與發展方向;但西王村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最佳時期恰恰不是國家干預最嚴厲時期，因而也有必要深刻地反省和重新界定國家在社會發展中的功能及其運作機制;(2)西王村之所以能成為一個特例，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國家政策所不能解釋的，隻能從其形成這一特例的特殊因素即村落自身傳統中尋求答案，由此，不能不對民間力量、智慧和傳統有一個新的認識和評判，沒有民間的自由，就沒有生命的活力和創造性;(3)一批關鍵人物在西王村發展中發揮了關鍵性作用，這也說明鄉村精英群體存在的重要性。一個立體的鄉村，遠比一個扁平的鄉村更具有活力。

　　關於曲阜西林西村。該村地處中國特殊的地理文化單元——山東曲阜，並因地處孔氏家族墓地——孔林之西而得名。傳統上它是個以農業為主的村落，但最值得關注的是，該村是個缺乏市場傳統和特色的村落。在1949年前的漫長歷史中，它以服務於孔府(某種程度上也就是國家意識形態)這個特定目標而存在，1949年后它又被納入高度集體化的體制中，特殊的村落歷史背景和意識形態環境，使它在新政治體系中獲得了特殊的位置，人民日報還曾以《“孔府佃戶村”貧下中農怒斥林彪、孔老二》為題對該村進行過報道，它也因此而實現了自身的生存和發展。但1978年后，隨著國家有計劃地退出鄉村，它再次失去依附支柱。因此，我們看到當下西林西村的經濟與社會文化，雖然比集體化時代已有巨大而明顯之改善，但它基本上還是處於一個農業村落時代，為數不多的工商業也大多處於起步階段，且以服務村落內需求為基本目的，而向村落外市場所能提供的最大宗商品(換言之對村落外生存資源的拓展)也隻有輸出勞務了。村落的凝聚力也不高，學術界所謂的“原子化”在該村有比較明顯的表現。

　　關於棲霞牟家疃村。牟家疃是膠東第一大地主牟氏庄園的發祥地，也是當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牟宗三的出生、學習和早期成長之地。一個偏僻的山區小村，何以孕育這個耀眼的家族?這正是我們關注該村落的基本原因。該村有400余年的歷史，其早期雖為牟氏家族的發祥地，但到民國時期它已經演變為位於棲霞古鎮都的牟氏庄園的佃戶村了。1950年代后牟家疃進入了集體化時代，以先輩留下的菜園、果園、各種農副業等特有的村落資源為基礎，積累起了大量的公共財產，成為當地首屈一指的富裕村和先進村。1980年代以來，牟家疃集體事業瞬間瓦解，家庭經濟卻有極大改善，形成了以蘋果生產、銷售及相關服務業為一體的產業鏈，社會生活文化也更加多元化。“一家一個天”，這是牟家疃人常說的一句話。似乎可以理解為對政權更替、意識形態新陳代謝的一種描述，似乎也可以理解為對當下村落文化形態的概括，似乎也可以理解為對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種辯白。在風雲際會中，恪守傳統，從容淡定，不斷思考生命的社會意義與文化意義，或許正是其一脈相傳的根基，和牟氏家族走向繁榮的根本。

　　關於青島台頭村。該村因社會學家楊懋春的《一個中國村庄：山東台頭》一書而名揚海內外學術界，此后不斷有學者對其追蹤調查。1949年前是個典型的農業村落，這表現在，經濟上它以糧食生產為主並輔以少部分以滿足村落內需求的農副業和小商業，在社會組織上有鮮明的家族主義特點，在生活習俗、宗教信仰、四時節令上有典型的農業社會的特點。集體化時代，村落社會組織與文化形態均發生顯著改變，但農業社會的基本特征都得到延續，特別是適應國家需要，村落發展成為著名的糧食生產區、模范村和遠近聞名的富裕村。1980年代以后，隨著青島城市化的加速推進，台頭村逐漸從農村聚落向城市社區轉變，工商服務業逐漸取代農業成為村落經濟的主體。在這樣的一個轉變過程中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百多年來深受青島城市化之影響，其中既有被迫面對的城市擠壓，也有積極主動的迎合與調適;二是沒有發生明顯的、可以被上層精英分子視之為具有“保守”、“封閉”、“安土重遷”性質的反城市化、反現代化的行為，換言之，台頭村人沒有強烈地固守傳統的自覺;三是在現代社區生活中，大量傳統因素得到延續，這也說明，城市文化與鄉村文化本來就不是完全對立的，彼此間對生命意義的思考與表達是具有共通性的。

　　關於章丘朱家裕。該村位於縣境南部的山麓地帶，其歷史可以上溯至明朝初年的大移民時代。貧瘠的農業資源使其很早就重視村落外生存資源的拓展，因而形成了重教育、重工商業的傳統。集體化時代適應改善生產、生活條件的需求，村落自山區向平原的整體搬遷，使舊村落所代表的文化形態得到比較完整的保留。改革開放后，隨著鄉村自由體系的回復和鄉村經濟生活的多元化，人們重新發現了那些曾經被視為落后文化的舊文化遺存的價值，在整理、修繕和復建基礎上，打造出了“明清古村”、“國家級歷史文化名村”的村落新形象，並發展出了現代旅游業。朱家裕村的發展史說明，村落文化傳統的形成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這既包括空間的累積也有時間的累積，而其中之關鍵是人的變遷。人的生存空間因為技術的進步而有巨大改變，它在拓展人的生存資源、增加人的流動性的同時，又加快了人們接觸的頻率密切了人們的聯系，強化了族群與價值的認同。同時，在時間意義上，作為個體的人和作為群體的人，都面臨著許多具有恆久意義的問題的思考、選擇與踐行，傳統作為蘊含多重價值的思想資源和生存資源，是人們在實現生存和發展的探索中，解決上述問題的重要依據和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