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鄉村傳統文化延續與轉型的機制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整個中國文化特性的重新檢討。同時，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掌握了這個機制，對於正確地把握鄉村文化發展規律並因此而確定鄉村文化發展政策，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一探索能否取得進展，又取決於對鄉村文化特性的正確解讀與判定。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人口眾多的農業大國，中國的現代化根本上就是從以手工農業為主的鄉村社會向以現代工商業為主的城市社會的轉型，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鄉村的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因而，如何實現鄉村的轉變、如何推進鄉村的轉變以及如何認識鄉村的轉變，成為倍受社會各界關注、思考和反復實踐的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

　　但這並不能掩飾中國鄉村研究中存在的許多問題：(1)許多爭論迄今沒有答案，例如小農的“理性”與“道義”、村落的“封閉”與“開放”、“村落共同體”、“市場共同體”與“文化權力網絡”，等等;(2)對鄉村社會文化的描述與分析不乏人雲亦雲、名為合理而實際自相矛盾的慣習，例如對農民“愚昧”、“迷信”思想的持續批判;(3)以定性分析取代定量分析，許多觀點邏輯倒置、脫離事實，例如，所謂農民的“封閉”、“短視”、“安土重遷”、“缺乏合作精神”等;(4)鄉村文化圖景的碎化，例如，各個學科基於自身價值取向和表達方式而各取所需、各是其是;(5)對鄉村未來發展路徑的展望精彩紛呈，但內裡卻邏輯基本依舊。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有許多，其中最根本一點就是，相對於鄉村及其居民，改革的倡導者、實踐者和研究者終歸是“他者”。他者出現，為本土提供了一種新的價值體系、行為規范和發展方向;但他者對本土的觀察是表面的、局部的、當下的(亦即是斷裂的)，特別是其與本土的利益是間接的、異向的，自然，其對鄉村社會文化的本質與特點，也就很難准確地認識和把握;以此所確定之社會政策也很難如願實現。鄉村實踐上的梁漱溟式之嘆(“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與鄉村研究上的趙旭東式之問(“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均源於此。

　　基於以上認識，本研究從本土文化概念入手，以華北地區的山東為重點，努力將“寫意”(長時段的宏觀敘事)與“寫實”(短時段的事件與人物述描)的方法相結合，拓展文化轉型的歷時性視野，以考察鄉村文化變遷的基本規制力量，並以村落為基礎、以事件與人物為中心，考察鄉土文化自覺的特點與鄉村文化延續的機制，對於豐富和加深對鄉村文化的認識，進而推動當下的新農村建設運動，均具有顯著之意義。

　　於“變”中看“不變”

　　據筆者的觀察與分析，此前關於中國鄉村文化變遷的研究，大多存在一種相似的價值傾向，這就是對當下合理性的追求。這個合理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現實利益的合理性即符合當下的政治需求與經濟利益，二是理論上的合理性即符合現代化標准，具體說就是政治上的民族國家建設與經濟上的工業化和文化上的科學化。基於此，它強調“變”的哲學，一方面以“是否變”為基本的價值標准評判各種觀念、制度與行為是否合理，另一方面以“推動變”為基本目的設計各種政策。我們不能否認“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也必須認識到“變”的多樣性，有的變得很快，有的變的較慢，有的甚至難以改變。從某種程度上說，當下中國鄉村文化各種形態固然是各種“可變”與“求變”因素的結果，但很大程度上又可以歸之於各種“不變”因素的作用。不過，據筆者掌握的情況，迄今為止的學術界缺乏對這些不變因素的關注和思考。因而，其對鄉村文化基質的把握總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偏差。這些不變因素是什麼?本文對百多年來社會各界對“鄉村問題”的界定及其變化后。從總體上看，國人對鄉村問題的思考大體經歷了三個時期四個階段：

　　晚清時期。在地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的觀察中，貧困是鄉村問題的基本內容，導致貧困的因素包括人口膨脹、自然災害、政府剝奪、小農生產的低效率、西方列強的侵略、戰亂的破壞、地主豪紳和商業資本的剝奪，以及社會風俗的奢侈浪費，等等。同時，受西學東漸的影響，在解決這些問題上，他們提出的對策，既有興水利等傳統措施，更有學習“西法”的主張，其中既有技術層面的，也有制度層面的。特別是梁啟超率先提出“農民為國民中堅者也”的思想，事實上已涉及鄉村文化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重建的重大問題，其意義尤為重要。當然，晚清時期的“鄉村問題”還不是個社會焦點，因而缺乏必要的對話和論爭，以及相應的專業性和學理性。

　　民國時期鄉村問題的日漸凸顯。這一現象客觀上緣於中國政治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態勢，主觀上則源於思想與話語體系的轉變，即以“現代性”與“民族性”為目標的文化建設思潮的發展，如新文化領袖們對舊道德、舊文化、舊禮俗的批判，社會主義者、平民主義者為建設民主政治和大眾文化而對鄉村文化價值的重新發現，新儒家在“回歸傳統”旗幟下對鄉村文化資源及其價值的挖掘。由此也引發了人們對鄉村問題的不同認識和思考。從總體上看，鄉村的貧困與破產是社會各界的共識，對造成此種貧困的原因，他們的認識與晚清時期也大體上相同。但由於彼此間的價值體系不同，其強調的重點則大不相同：(1)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先是將其歸因於“知識階層的離村”，后來則認為“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破壞所致”;而毛澤東則強調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2)國民黨及其政府的認識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過程，先是與中共的觀點基本相似，“四一二”后則明顯地右轉，一方面，鄉村問題在其政治和經濟戰略中逐漸邊緣化，另一方面，對其根源的解讀也逐漸從制度層面向技術層面轉移。(3)鄉村建設派的認識也不一致，梁漱溟眼中的鄉村問題不但是經濟上的破產，更重要的還是精神上的破產，即鄉間原有的風俗習慣的崩潰;而晏陽初則強調從“人”自身尋找問題根源，並概括出“愚、窮、弱、私”四大病象。(4)知識界也有各種解讀，經濟學家陳翰笙強調鄉村貧困主要是“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造成的，而王宜昌則認定是資本問題而不是土地問題;作為社會學家的喬啟明、費孝通等人則突出強調“人口過剩”的影響，作為哲學家的胡適則反復強調的是國內政治不良，而不認同西方侵略之說。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大多數政治家和思想家批判鄉民愚昧、迷信、缺乏自覺和組織能力的同時，中共思想家則始終認為鄉民是有理性、自覺性和自組織能力的。

　　新中國時期鄉村問題的延續與變遷。1949年后隨著中國政治一元化與社會一體化體系的形成，“鄉村問題”的外在環境與內部構成發生重大變化。但分析該時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各種論述發現，“鄉村問題”基本依舊，即貧困和落后。同時，其中之原因也大多與此前相同，如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反動統治的長期影響、小農生產的落后、自然災害的破壞、人口過多、農民負擔重、思想文化落后，等等。新政府在解決鄉村問題上，強調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強調“以糧為綱，多種經營”，強調“文化革命”。但這些政策沒有發揮根本性作用，甚至還使其中的許多問題變得更加激烈與緊張，比如國家與社會之矛盾、城鄉矛盾、人地矛盾等等。1978年后的改革，本質上是糾正上述問題，重建鄉村的自由與多元價值體系，因而才有生產力之極大解放與鄉村經濟之迅速發展。但綜合本時期朝野各方的觀察與思考，有兩點讓人印象深刻：一是鄉村依然問題成堆，且最大的問題還是貧困與落后;二是導致貧困與落后的原因，大部分是百年來的固疴陳疾。

　　基於以上梳理，我們驚奇地發現，百年之前與百年之后又有如此多的相似之處：貧困與落后是鄉村始終無法擺脫的夢魘，人口繁重、災害頻仍、教育落后、政府剝奪，始終是桎梏鄉民社會的重重枷鎖;甚至學術界所使用一些基本表述都沒有變化。由此也說明：(1)人的生存與發展、人口結構、自然狀況、國家干預等問題，都是影響鄉民生存方式與生活樣態的長時段、基質性甚至是恆久性的問題，政治、社會的變遷雖程度不同地對其產生影響，但短時間內不可能從根本上消除之，這也決定了鄉民生命的延續與生命價值的探索與表達，始終龜縮在一個極度緊張的空間中，而始終難以破壁;(2)傳統文化正是對這些基質性問題的長期探索，並在時間和空間上累積起來的生存智慧和對生命本體意義的表達;鄉村居民雖代有更替，然始終面臨著近乎同樣的問題，以傳統為思想資源探求解決之道是合乎邏輯的、低成本、低風險的理性選擇;(3)知識分子以其特有的知識背景與社會關切，對鄉村問題的解決提出了種種方案，對鄉村社會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之影響;但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所處社會層級網絡有著巨大差別，他們終究是鄉村的過客和他者;也意味著他們對這些基質性要素的認識與感悟，與直面自然、處處踐行的鄉民有著巨大的不同，其“審美意象”能否招致后者的青睞、產生多大程度的刺激與引領，則又根本性地取決於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