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1969年）哈佛的海教授再次寄來聘函邀請。當時外子在美既未能覓得工作，兩個女兒又都在美國讀書，我個人在台灣的教學所得實在無法供應他們的生活費用，遂決定為老父辦了護照，准備與父親一同赴美。但卻因種種原因未能辦妥，最后還是依哈佛海教授的安排先到了加拿大，准備由加拿大再轉赴美國。而誰知抵加后也仍然沒能拿到美國簽証，遂又經海教授之介紹，接受了溫哥華B.C省大學亞洲系客座一年的臨時聘約。當時亞洲系的系主任蒲立本教授（E.G.Pulleylank）向我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除了擔任研究所中兩個會說中國話的洋學生的研究導師以外，還一定要教一門全校學生都可以選修的《中國文學介紹》（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的大課，這一門課程是要從古代的《毛詩》一直教到當代的《毛澤東詩詞》的各體中國文學的介紹，而且指定必須用英語講授。本來即使用中文來介紹這麼悠久的中國歷代文學，就已經不是一件易事，何況要用英語講授，但當時我已別無退路，為了全家的生計，我隻好硬著頭皮答應了下來，而當我拿到了聘書要把外子和兩個女兒從美國接來溫哥華時，當時溫哥華的移民局卻百般刁難，說婦女不可以做戶長，不可以把他們用我的眷屬身份接過來。我在極度忙碌和煩苦中，也曾經寫了一首詩，題目是《異國》。詩是這樣寫的：

　　異國霜紅又滿枝，飄零今更甚年時。

　　初心已負原難白，獨木危傾強自支。

　　忍吏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

　　行前一卜言真驗，留向天涯哭水湄。

　　詩中的“初心已負”一句，寫的是我本來曾希望外子在美國能夠找到一個工作，因為想要離開台灣到美國來，原是他的本意，要我把兩個女兒帶出來，原來也是他的意思。至於我自己，則本來打算仍留在台灣教書，而每年可利用假期來美國與他們相聚。但外子既未能找到工作，我遂不得不違背初心，留在了北美，而且被迫要用英語講課，每晚要查生字到一兩點鐘，第二天再去用生硬的英語來給學生們講授那本來非常美妙的古典詩詞，其勞苦和酸辛是可以想見的。也就是在這種心情下，我寫下了那首題為《鵬飛》的小詩，說“鵬飛誰與話雲程，失所今悲匍地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表露了我失所的悲苦。這首小詩一向不被人注意，而且我的悲苦也是無可傾訴和言說的。我當然不能向老父訴說，因為他本來已經為我婚后種種不幸的遭遇而滿懷哀憫，我對他隻有承歡，而決不該增加他的煩惱﹔我也不願向兩個女兒訴說，因為我一直記得《世說新語》中謝太傅曾說過的一句話，那就是“恆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當然更不敢對外子訴說，因為隻要我對工作稍有勞苦之言，他都會認為是對他的諷刺而免不了一場風暴。那時我經常會做夢，夢境有兩種情況，有時是夢到我遍體鱗傷，而已經去世多年的母親要來接我回家﹔再則也有時夢到我回到故鄉，在一個教室中，用母語為學生們講授詩詞。我在之前一篇文稿中所提到的台靜農先生書贈給我的那幅夢中聯語，就是我在這樣的夢中夢到為學生們講述的一幅聯語（我的《鵬飛》小詩和這幅《夢中聯語》都曾被收入《迦陵詩詞稿》，出版多年，但卻從來未曾引起過讀者的注意，而台先生卻兩次都未經我的請求而出我意外地把它們寫成書法送給了我，台先生的銳感深心是我永遠感念的）。我瑣瑣地敘寫這些往事，只是要說明我當年是以何種心情去申請回國探親和講學的，又是在怎樣的一種語境中認識了范曾先生的。

　　我既然一直懷著強烈的思鄉之情，所以當加拿大與中國一開始建交，我就懷著試探之心按照祖居的舊址給北京的兩個弟弟寄去了第一封信，不久后收到了大弟嘉謀的回信，說他與小弟嘉熾都仍住在北京的老家舊址，全家都好。於是滿懷欣喜之下，我就向渥太華的中國駐加拿大使館提出了回國探親的申請。1974年春夏之間，我的申請獲得了批准，於是我就利用暑假開始了我離別將近三十年之久的第一次還鄉之旅。當時我旅行的一切行程都是由中國旅行社安排的，返回溫哥華后，我曾經寫了一首題為《祖國行》的2100字左右的長詩，記述了這一次還鄉的見聞和感想。我出生在軍閥仍在混戰的1924年，而在我讀到初中二年級那年的暑期，就發生了盧溝橋事變，經過了漫長的八年淪陷，直到1945年我大學畢業時，才迎來了勝利。而北京所迎來的，則是被人稱為“劫收”的接收。 其后我於1948年春與外子結婚后，先是賃居在南京。他當時在海軍任一個少尉官階的文職工作，而我則暫時閑居在家，但不久后我就被邀聘到一個名為聖三中學的私立中學去任教了。我那時曾經寫了一套《越調斗鵪鶉》的散套，記述了在南京這一段時期的見聞和感想。當年的11月國民黨政府自南京撤守，我就追隨外子工作的調動去了台灣，在抵台后的次年就經歷了白色恐怖。而1974年我這個飽經戰亂憂患的游子，現在竟果然實現了還鄉的夢想，並且在旅行社的安排下見到了新中國獨立自主后的種種建設，內心中確實充滿了興奮和感動。不過當時正在批林批孔，我也聽說在“文革”中教育界和知識分子曾受到了不少迫害，心想我以后大概隻能回國探親，卻再也不可能回來教書了。其后1977年我再次回國探親，那時“四人幫”已經倒台。我在旅途的火車上看到不少國內的旅客，或拿著一冊《唐詩三百首》，或拿著一冊才出版不久的《天安門詩抄》，津津有味地在閱讀，而且在西安和桂林等地，那些本地的導游，在介紹當地的名勝古跡時，還能背誦不少與這些古跡相關的古詩。我當時對這種現象極感興奮，心想我們中華文化中的富於感發生命的詩詞，雖歷經劫難而畢竟依然未死，我可以申請回國教書的機會終於到來了。也就是在這次旅途中，我滿懷激動地寫下了“詩中見慣古長安，萬裡來游鄠杜間，彌望川原似相識，千年國土錦江山”與“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等詩句。詩雖不足觀，但確實是我內心中真實的感動。

　　回到溫哥華以后，我於1978年的春天給國家教委寫了一封信，提出了回國教書的申請。當我出去寄信時，要步行穿過我家門前的一片樹林，那時正是傍晚黃昏，樹梢閃動著一片金黃色的落日余暉，不時有歸巢的飛鳥從頭頂掠過，而馬路兩旁正開滿了粉紅色的櫻花，一陣風來，就有千萬片飛花紛紛飄落。我當時已是54歲，心想來日無多，不免擔心我想要回國教書的理想不知何日方能實現。於是就吟成了題為《向晚》的兩首七言絕句。詩是這樣寫的：

　　其一

　　向晚幽林獨自尋，枝頭落日隱余金。

　　漸看飛鳥歸巢盡，誰與安排去住心。

　　其二

　　花飛早識春難駐，夢破從無跡可尋。

　　漫向天涯悲老大，余生何地惜余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