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研究基礎的完整、准確、權威，對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不可限量的基礎性意義。事實上，舉凡亞裡士多德、斯賓諾莎、休謨、康德、黑格爾這些著作的歷史考証版出版最完整的思想家，其研究水准也是最高的。而從以上的介紹不難看出，距離馬克思恩格斯完整著述的全部刊行，還有相當漫長的距離﹔而沒有一個可靠的完整的文獻基礎，要准確而全面地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怎麼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呢？

　　當然，這裡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第一，我們提出要重視MEGA，但不是搞“MEGA崇拜”。在我看來，MEGA只是為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權威性的文本基礎，但絕不意味著對其思想的理解和解釋有了終極結論，因為真正的研究最終要體現在對文本、文獻的解讀、分析和評論中、體現在對思想的歷史原貌的勾勒及其與當代社會發展實踐內在關聯的探詢和建構中。因此，我並不認同很多MEGA編輯把文獻考証與思想闡釋截然分離開來的做法。第二，我們提出要重視MEGA，並不是要否認通行本的價值和意義。客觀地說，包括中譯本在內過去編輯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哺育了幾代馬克思主義接受者和研究者，極大地影響了20世紀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現在，我仍有個基本判斷，在目前國內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泥沙俱下、質量堪憂的狀況下，中央編譯局的翻譯機制和方式（集體的而非單個人的）保証了其譯文總體上的可靠（當然，個別文本、個別觀點和概念的譯法也可以討論，而這很多是源於中、西文字所表達的思想的非對稱性、理解上的歧異性），特別是作為“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新近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根據新的文獻材料包括MEGA的研究成果對過去的譯本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訂，這就與MEGA一起構成了一個互補的、多樣的文本基礎，彌補了因后者很多部分尚未出版或者研究者無法直接閱讀原文而帶來的遺憾和不便。(聶錦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