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開辟了解放思想的新局面

　　辛亥革命過后，民族危在旦夕、國家山河破碎、民眾苦不聊生，日甚一日，有加無已。為了尋找國家的出路，各種思潮蜂擁而起，紛紛亮相。改良主義、立憲派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經發生過很大影響，但由於本質是維護封建制度，隨著革命的進展，其主張自然被淘汰出局，改良主義的領袖人物梁啟超、張謇等人在革命分子和人民大眾中的影響力也迅速黯淡下去。在風起雲涌的追求變革的浪潮中，新文化運動當之無愧地成為思想革命的主流。新文化運動以1915年9月陳獨秀創辦《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為起點，並以此為主要陣地。陳獨秀、李大釗、吳虞、魯迅等人猛烈地抨擊尊孔讀經，堅決反對封建統治階級麻醉人民的綱常倫理，揭露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陳獨秀響亮地提出“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大聲疾呼反對舊文化、舊道德，喚起民族覺醒，追求民族的解放與進步。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認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中國社會要適應現代社會就必須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緊接著，陳獨秀在《新青年》2月號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以“三大主義”作為文學革命的“征戰目標”，從內容到形式對封建舊文學持批判否定的態度，對中國傳統文化發起強大的挑戰。在陳獨秀、胡適、魯迅、錢玄同等人的大力倡導和推動下，新文學革命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浩蕩氣勢。毛澤東贊揚新文化運動“舉起文學革命的兩大旗幟”：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新文化運動有力地促進了思想解放和民族覺醒，成為辛亥革命以后中國發展進步的時代主流。

　　1919年5月4日，發生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五四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徹底地、毫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召開巴黎和會，一些中國人以為這是一次伸張正義的會議，幻想著中國作為戰勝國一方，能夠獲得公正的待遇。但是，被英、法、美、日、意5個帝國主義列強操縱的“巴黎和會”拒絕中國代表團的正義要求，沒有給中國一點公道，也沒有給予中國一點自主和尊嚴，不要說他們自己不肯放棄在中國攫取的各種利益和特權，就連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割佔的土地和殖民地特權，也被日本所攘奪。巴黎和會成為帝國主義戰勝國分配贓物和由他們重新分配主宰世界權力的會議。中國知識分子和社會各界原來對西方鼓吹的公平、正義、民主所抱有的幻想，一下子被擊得粉碎。在法國的中國留學生率先行動起來，敦促中國參加和會的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5月4日，以北京大學為首的北京學生首先走上街頭，打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等標語，抗議帝國主義列強欺凌中國，聲討北洋政府屈辱媚外，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

　　五四運動雖然上距辛亥革命隻有8年，但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歷史進入了新的時代。五四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群眾性反帝愛國運動，已經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中國從五四運動起，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頁）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是辛亥革命失敗以后中國革命知識分子繼續覺醒、繼續奮斗的光輝歷程。

　　毛澤東分析了五四運動的隊伍狀況，指出：五四運動“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700頁）五四運動后，新文化運動的知識界發生分化，以胡適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崇尚西方思想和社會制度，主張“全盤西化”，他們看不清“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同上，第628頁），依舊要走舊民主主義的道路﹔另一部分革命的知識分子，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一直走在斗爭最前列的李大釗、陳獨秀、李達以及毛澤東、瞿秋白等人則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共產黨宣言》等一批馬克思主義著作得到翻譯、發表和出版，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在各地相繼建立，並開始提出知識分子應當同勞動者群眾相結合的思想。

　　五四運動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個分水嶺，此前的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此后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發生后，受愛國學生運動的感召，隨即發生了大規模的工人罷工、商人罷市，罷工浪潮擴展到全國20多個省100多個城市，推動學生愛國運動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革命運動。五四運動的影響極為深遠，它有力地喚起了中華民族的愛國熱情，標志著中國工人階級開始以獨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台，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准備了思想條件和干部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