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雲德 1954年出生，山西人。1982年獲吉林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3年獲聯合國開羅人口中心哲學（人口學）碩士學位，1987-1988年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副教授，現任吉林大學珠海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旅游系主任、教授，譯著《社會學》（上、下冊），專著《文化論綱》。

　　三十年前，中國改革開放伊始，西方學者中曾有人斷言：21世紀是太平洋的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當時，國人並不以為然，似乎以為是人家恭維我們，想和我們發展關系，要我們的市場，說說罷了。如今，我們在21世紀已經走過了一個年代。恍然間，一幅清晰的東方畫卷呈現在世人面前。回望十年，好像中國的國運真的和什麼千禧年、世紀之交有什麼必然聯系，中國人為之奮斗多年的夢想突然都在這個時刻實現了：香港、澳門相繼回歸祖國、加入WTO、成功申辦、舉辦奧運會和世博會，經濟保持長期高速增長，政治和社會保持長期穩定……那些唱衰中國的預言家們對中國的悲觀預言都未出現。東方世紀的帷幕終於拉開了。

　　回想一下9·11事件之前的國際政治環境。當時的西方政治家們從冷戰結束、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中受到鼓舞，把矛頭直指中國。他們悍然轟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在中國南海領空用偵察機撞擊我巡航戰機，預謀在我東部島鏈布置導彈防御系統……他們大有勝券在握、一舉成功之勢。然而，就像一個巨人正當舉起利斧砍向對手時，腳下的基石“坍塌”了。

　　9·11事件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宗教沖突。早在1973年，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先生就在他的名著《歷史研究》中預言到這種沖突的不可避免性。他還斷言，西方文化不可能從這種沖突中自我解脫。解藥隻能在東方，在中國，在中國的文化。

　　湯因比先生決不是一個武斷的預言家。他傾畢生精力研究人類文明史，總結了人類史上存在過的33種不同的文明形態，指出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和必然前景，寫成了12卷的巨作《歷史研究》（1961年）。為了使人們方便了解，他在耄耋之年（1973年）將其巨著縮寫成兩卷本的《人類與大地母親》和《歷史研究》。前者概述了人類的歷史，后者則是對人類文明史的哲學判讀，句句箴言，語重心長。尤其重要的是，湯因比先生祖承西方，然而，他能超越文化的情感，立於哲學使命之高度，追隨邏輯的軌跡將人類文明的希望之路指向東方。

　　今天，當我們跨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面對機遇與挑戰，重讀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有助於我們正確認識形勢，把握命運，從而肩負起我們所應有的歷史責任。

　　文化與文明

　　認識並厘清文化與文明這兩個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文化，學術界有無數個不同的定義。但其本質無疑是人類對自身周邊世界認識和駕馭的能力。人類正是通過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擺脫自然界自己的原屬族群，一步一步走向現代文明。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人類的歷史有多長，人類的文化史就有多長。到今天，至少也有三百萬年了。

　　在這三百萬年時間裡，人類大多數時間是處在蒙昧時代，即一種原始文化狀態。在這個階段，人類文化的哪怕一點點進步，都會用去成千上萬年的時間。直到有一天人類發現了火，人類的文化探索終於走出了漫長的黑暗時代。是火將人類帶出了蒙昧時代邁向進步的野蠻時代。將人類文化的這一個時間段命名為“野蠻”時代可能是由於在此階段人類處理部落之間沖突的普遍暴力原則。

　　當部落生活方式發展到一定程度，由於工具的發展，開始有了剩余產品，對剩余產品的佔有使部落內部產生分化。這時，部落內部必須有一種處理人與人之間不平等佔有關系的規則。根據這種規則，一些人對剩余產品的佔有，從而對另一些人的統治和管理被全體人所認可和接受。這就是早期的制度文化。如果說在此之前人類的文化內容主要是針對自然界的，那麼制度文化卻是針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隨著游牧和園藝社會向農業定居生活方式的過渡，人類的制度文化日益豐富，直到全面確立。我們把這種制度文化稱為文化的文明形態。人類從私有制開始到國家形式的出現，實現了從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過渡。實質上是從普遍暴力向有限暴力的過渡。這種有限暴力在一個文化內部就採取了統治制度的形式，如法律、監獄、政府統治和權力等，而在外部便成為以一系列談判、條約為前提的戰爭。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戰爭史。在文明時代，人們習慣上把那些不遵守文明規則的人叫做野蠻人。

　　相對於300萬年的文化史來說，人類的文明史還很短暫，用湯因比的話說“充其量也不過5000年”。文明的制度還很不成熟，人類還沒有擺脫野蠻，這也可能就是人類今天文明沖突經常演化為暴力的主要原因。

　　東西方文化的並立

　　東方和西方的分界概念是由西方人提出的。早期的希臘人和后來的羅馬人都把地中海東岸地區稱為東方（orient）。隨著征服的不斷擴展，他們發現了更遠的東方，於是就有了近東、中東和遠東的概念。而在古代的中國，九州即天下，即世界。因此，中國文化幾乎是在一個封閉的地理環境中自我生成。從文化的對立形態來看，西方文化以地中海為其搖籃，涵蓋了整個歐洲和西亞大部分地區。而東方文化則是由中華文化圈和印度文化所構成。湯因比先生在《歷史研究》中也是這樣劃分的。而在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中則把整個伊斯蘭教地區都從西方文明中劃了出去。

　　本文無意回顧全部人類文明的歷史，而只是從歷史的重要線索中列出東西方文化對立的主要元素，從而尋找當代文化發展的歷史脈絡。

　　1.文化起源的並立

　　西方文化發展為文明形態，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由當時古埃及的尼羅河文化和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化形成其源泉。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古希臘人在愛琴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兩河流域的文化和埃及文化，創造了古希臘文明，形成西方文明的主體，貫穿至今。

　　幾乎與此同時，在東方中國的黃河流域地區，以黃帝為代表的華夏部落集團統一中華，繼承了有巢氏、女媧氏和燧人氏的早期文化元素，形成中華文化的源泉。后經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文化建設，一個與西方文明全面對立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在東方形成。

　　東西方文化在其早期的孕育成長中並不相關，獨立發展，自成體系。以致后來成為兩種全面對立的文明形態。

　　2.軸心時代的並立

　　當一種文化中出現一批試圖擺脫神話的束縛、探求世界的本原和人生價值的終極真理的思想家時，人類的制度文化就開始向精神文化升華，這是文明的真正始元，是思想和哲學的啟始。

　　有一個令人驚訝的巧合，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臘、波斯、印度和中國同時出現了一大批思想者群體。他們都是用觀察、體驗、推理和冥想的方法試圖回答宇宙的本源、人生的價值、社會的意義和萬物運行的規律這種至高命題。無論他們各自做出的答案有何不同，他們都對各自的文化進行了一次思想總結，並形成了一個指導各自文化后來發展的思想體系。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把這個時代稱為“軸心時代”。這個軸心時代的最突出成果就是以亞裡士多德為總結者的希臘思想體系和以孔子為代表的中華思想體系。它們各自成為東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