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國民收入迅速進入到中等收入的階段。中國經濟會否像國際經驗所表明的那樣，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出現停滯徘徊？或者，“中等收入陷阱”對於中國而言是否為一個偽命題？本報就此話題約請兩位學者展開深入討論。是為上海東方青年學社與本報聯合開設的“爭鋒”欄目第八期。

　　理性思考“中等收入陷阱”

　　張學良

　　自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以來，對中國是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又多了起來。按照世界銀行2012年《世界發展報告》提供的數據，中國2010年人均國民總收入為4260美元，首次超過其當年界定的中高收入（upper middle income，UMC）國家3976美元分界線，有學者擔心中國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去年8月北京大學教授姚洋在《南風窗》的一篇文章中給出這樣一組統計數據，在數據齊全的87個發展中國家中，1980年有71個國家屬於中等收入國家（包括中低和中高收入國家），到2009年仍有61個，即86%仍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處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比“中等收入陷阱”這一說法更早被人們所熟知的是“低收入陷阱”，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在研究和分析全球發展問題時，曾經更多關注的是低收入國家如何啟動經濟增長，如何跳出“低收入發展陷阱”或“貧困陷阱”，在姚洋教授提供的數據中，1980年有16個國家屬於低收入國家，到2009年也仍有11個、即69%仍沒有進入“中等收入”國家。那麼，經濟學有沒有對“收入陷阱”這樣類似的概念給出嚴謹的定義呢？2009年經濟學家阿西莫格魯（Acemoglu）在名為《現代經濟增長導論》（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Growth）一書中將“發展陷阱（development trap）”定義為一種存在經濟效率損失的平衡狀態，這種狀態因為市場失效而得以持續。從中倒是可以看出，所謂“發展陷阱”與是否處於中等收入水平沒有必然聯系。

　　其實，“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種統計表象，它並不意味一個國家隻要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就可能陷入停滯。收入水平不是一國經濟發展或者停滯的原因，而只是經濟發展的結果。“收入陷阱”這一統計表象背后的實質是經濟發展的瓶頸。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會有自己的瓶頸，這一瓶頸可能凸顯在任何發展水平，具體時點是由一國的外在發展條件和內在增長因素決定的，而與收入水平無關，並且發展瓶頸本身也是動態變化的。正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因為中國收入水平達到中等收入國家而產生落入“陷阱”的擔憂，也沒有必要糾結於中國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樣的問題，而真正應該關注的是當前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而這一關注本身也與中等收入無關，在經濟發展的任何階段，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都是我們應該關注的。即便以后中國成為發達國家，這種關注也不應該消失。現在很多發達國家的經濟也陷入了一種停滯，按照“陷阱”邏輯，是不是應該說這些國家落入了“高收入陷阱”？既然“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陷阱”都有，分得更細，還可以有“中低收入陷阱”、“中高收入陷阱”，如此等等，那麼所謂的“陷阱”與收入水平就沒有必然關聯，任何國家都可能在自己的發展瓶頸所對應的發展階段出現停滯和調整，能否繼續發展取決於能否突破瓶頸，如果解決不好，甚至可能倒退。

　　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並不是一個內容清楚、邊界明確的概念，往往簡單地指以人均GDP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或發生倒退的狀態，但是，眾所周知，以人均GDP這個單一指標作為標准來評價經濟發展這種做法長期以來就為我們所詬病，現在用這個單一指標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進入或逃離“中等收入陷阱”就更不科學。2011年我國首次全面參與世界銀行組織的新一輪國際比較項目（ICP）活動，使得我國GDP可以通過購買力平價（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換算，與其他國家進行比較。按購買力指數，2010年世界銀行計算出的中國經濟總量為10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計算出來的數據是11.2萬億美元，如果保持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五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就能飛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了。但是進入高收入國家是否就一定成為發達國家，現在我們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是否在進入高收入國家后就自然而然解決了呢？還不能這麼簡單來判斷。另外，也有學者指出，“中等收入陷阱”還可用中等收入國家存在某些不良現象與特征來注解，有媒體給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幾大特征，如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民主亂象、貧富分化、腐敗多發、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社會動蕩、信仰缺失、金融體系脆弱等，但是如果我們稍加思考，這些特征在低收入與高收入國家又何嘗不是或多或少客觀存在著，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突出？

　　再回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我們用了30多年時間取得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經濟增長與成績，但也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在這30多年時間裡也積累了人家上百年的矛盾與問題，因此，現在遇到的問題與矛盾絕對不是某一天或某一年中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3976美元這個“中高收入”分界點就突然出現的，今天我們還說中國的改革處於“十字路口”，但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何嘗不是無數次處於改革的“十字路口”、面臨著重要抉擇？如果說“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還有可取之處，那就是它指出了中國仍然需要加快發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但是其所要闡述和解決的問題無非還是中國經濟未來如何保持健康、穩定與持續增長，以及如何推進中國經濟、政治、文化與社會四位一體的改革，在發展中真正實現“國富民強”，而這實際上一直都是學者們在思考與想要回答的問題。如此換一個語句與命題並沒有多少新意，對於我們的知識累積也並無太多增益。

　　倒是當前我們在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時，要特別注意防范以下幾類傾向：一是要防止將具體問題都當作“陷阱”，如有學者認為我們可能面臨著“福利陷阱”、“金融陷阱”、“民主陷阱”、“人口陷阱”、“老年化陷阱”、“城市化陷阱”等等，將“陷阱”寬泛化，好像任何問題都是“陷阱”﹔二是要防止某些地區將率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作為發展目標，早先就有學者提出“京滬等地將迅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殊不知制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等諸多問題要在全國宏觀層面才有可能得到解決，地方政府如何能做到率先突破？我們要特別注意防止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之名行單純追求GDP增長之實。

　　其實，如果我們能真正做到不盲目追求GDP、在中等收入階段踏踏實實地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以改革的頂層設計來推進中國各領域的改革，處理好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關切，即便是長期處於中等收入階段，也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們是陷入了某種“陷阱”。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