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

　　錢運春

　　從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歷程來看，生產方式從初級向高級發展不僅是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過程，也是不斷跨越陷阱的過程。至今人類社會共經歷了農業、工業化和后工業化等三種不同的生產方式，也對應三種不同陷阱：貧困陷阱（人口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城市化陷阱）和福利陷阱（全球化陷阱）。

　　貧困陷阱是農業生產方式的主要矛盾，即處於貧困狀態的個人、家庭、群體、區域等主體或單元由於貧困不斷再生產出貧困，長期處於貧困的惡性循環中不能自拔。與貧困陷阱相呼應的是“人口陷阱”，即由於貧困形成的大量人口繁殖，使任何超過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增長都會被人口增長所抵消，最終又退回到原來的最低水平。

　　工業化生產方式的主要矛盾是中等收入陷阱。即經濟發展到達中等收入水平階段，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導致新的增長動力不足，出現經濟停滯。主要表現為技術進步緩慢、社會底層貧困化、金融不穩定、社會結構二元化等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同時又表現為城市化問題，在工業化過程中的城市化畸形發展，形成大量貧民窟和龐大的貧困群體以及環境惡化。

　　后工業化生產方式的主要矛盾是福利陷阱，原因在於用傳統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社會保護機制來應對后工業化時代新型的社會風險，必然形成高額財政赤字、高失業率和兩級分化、養懶機制和經濟增長率下降，但植根於工業化的法團主義和普選制使“高福利棘輪效應”難以停止，最終陷入了福利陷阱。福利陷阱的存在還與經濟全球化密切相關，特別是全球化導致的資本外流、稅基流失和勞動力的跨國流動，破壞了傳統的福利基礎和社會一致機制，成為福利國家的解構力量。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基本做法都是重建適應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社會保護機制。以戰后日韓等國為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時除了加快創新能力建設、加大人力資本投資、推行更有效的產業政策、加快貨幣自由化等外，更為重要的方面是加強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保護機制建設。日韓通過加大福利投入，縮小城鄉差距和最低工資制度，使居民的初始財富分配比較平均，發展機遇大致均等，形成穩定的發展預期，延續了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的時間和空間，經濟得以順利轉型。反之，拉美失敗的教訓表象是其經濟發展長期徘徊不前，但根源在於社會保護機制的重建，特別是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方面遠遠不如日韓多。因此，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時間也大大超過前者。

　　再推遠一些，西歐和美國也經歷過中等收入陷阱。美國在所謂的“鍍金時代”之后的社會動蕩以及1929-1933年的大蕭條，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機制是“羅斯福新政”。其重要切入點就是重建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保護機制，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使美國成為世界上最早實行系統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國家，美國也最終擺脫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對西歐而言，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經濟原因，它們也是通過重建社會保護機制——建設福利國家，隨后迎來近30年的黃金發展期。

　　總體看發達國家的成敗經驗，可以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社會陷阱”，是社會保護機制嚴重滯后於經濟發展階段，對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給社會造成的沖擊缺乏有效保護機制，進而反過來形成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機制的巨大沖擊。因此，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一個經濟概念，更是一個社會概念，即快速發展的生產力與落后的社會保護機制之間的沖突所形成的一系列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基本上在進入人均GDP為3000美元后會凸顯出來。

　　中國目前正處於這種中等收入陷阱中，判斷依據是，從量的規定性看，世界銀行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收入區間為人均GDP3000到6000美元，中國正好處於這個區間﹔從質的規定性看，中等收入陷阱具有下列風險：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城市化進程問題突出、資本賬戶開放帶來挑戰、產業升級缺乏支持以及社會服務滯后等，中國也基本都遇到了。

　　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主要原因也是適應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社會保護機制尚未建立。當工業化、城市化和市場化給中國帶來巨額財富之時，中國也遭受了史無前例的風險。試圖沿用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社會保護機制來應對工業化的社會風險，隻能使風險愈來愈復雜。傳統計劃經濟消亡了，但以單位制和以熟人社會為依托的社會保護機制卻仍然在運作，如工傷和維權。農業生產方式社會保護機制解體了，但新的工業化卻沒有提供一個更有效的替代機制，如養老和公共衛生﹔經濟運行方式轉型了，但控制兩級分化的收入分配機制卻缺乏系統性改革，如稅收制度等﹔粗放發展模式解體了，但是集約式發展的支撐機制尚未成熟，如高素質勞動力和強大的國內購買力市場等。上述問題在發展主義思路下被逐步放大，演變成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

　　沿用傳統的增長機制來解決工業化時代的社會風險，是本末倒置。那種認為蛋糕做大自然會有更多資源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觀念是錯誤的，實質上在維持傳統做大蛋糕機制的同時，也制造了諸多社會矛盾和風險，不能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

　　因此，中國現在不是需要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而是應盡早採取措施躍出這個陷阱，避免問題累積和嚴重化。工業化產生了農業化時代沒有的社會風險，傳統農業社會保護機制的弱化產生了更為復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在國家層面重建全體公民的互濟機制，才能通過集體力量抵御工業化社會風險。由此，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對策不是學習外國如何通過增加投資、提升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結構轉型，而是破除發展主義理念，利用政府掌握的社會資源，加大財政社會投入的力度，重建工業化時代的社會保護機制。

　　中國無須擔心社會保護機制完善后對經濟增長的沖擊。研究發現，每次通過社會保障的調整和完善跨越發展陷阱，都會帶來快速的經濟增長，國際經驗有“羅斯托起飛”跨越貧困陷阱，二戰后西歐經濟快速發展被稱為“凱恩斯起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果美歐福利改革成功，重建社會保護體系，也許會迎來第三次起飛，姑且稱為“吉登斯起飛”。中國已經完成“羅斯托起飛”，“凱恩斯起飛”是否可期，就看中國政府是否願意加大社會投入並改革社會保護制度，調整自身發展定位，以實現和諧發展。

　　可以認為，政府重建社會保護機制的意願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兩者之間是正相關關系。

　　（作者為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