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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文庫>>經濟

發達國家的雙重危機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成本轉嫁 (3)

董筱丹 薛翠 溫鐵軍  2011年11月17日15:43  來源:紅旗文稿

  2. 全球糧食價格上漲。

  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時候就出現過全球三種主糧產品——小麥、玉米和稻米價格大幅上漲。這次也有類似的規律。本輪危機中,這種相關性的原因主要在於,當全球經濟危機發生時大量過剩流動性涌入到能源、糧食和原材料、期貨領域,能源價格上漲給了生物質能源3倍於以往的利潤空間。因為生物質能源與石油是相互替代產品,因此生物質能源生產的盈利性取決於石油價格。簡單來說,當石油價格維持在50美元/桶時,生物質能源的投入產出大體相平﹔低於40美元/桶時,生物質能源的生產就不掙錢﹔如果上漲到100美元,意味著生物質能源的成本利潤率是100%﹔如果達到150美元,就意味著生產生物質能源將獲得3倍於成本的利潤。因此,隻要油價攀升,生物質能源生產的利潤空間就隨之增加。

  此外,據國外學者介紹,佔人口20%的發達國家為了將清潔能源在所消費能源中的佔比達到20%,所做出的規劃就是進行1億公頃土地的生物質能源開發。這意味著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的口糧面積會下降,就會帶來幾千萬人的飢餓。另有專家指出,美國大概從明年開始,玉米和大豆的4到6成要開始做生物質能源。

  從趨勢來說,資源短缺、資本過剩,一定是惡化人類安全的﹔全球經濟危機對於人類安全的影響將是長期的。

  3. 單一經濟國家的基本民生所受沖擊最嚴重。

  在全球通脹的沖擊下,那些不得不維持著殖民地“單一經濟”因而本國民眾的食品和一般商品都得靠進口的發展中國家,將次第出現多米諾效應。

  “單一經濟”是指那些曾經的殖民地國家,殖民者雖然表面上離開了,但留下的經濟結構是單一的且高度貨幣化的,並不是出於本國國民基本生存的需要。比如香蕉之國厄瓜多爾,大部分地區隻種香蕉,香蕉沒成熟或者香蕉成熟了沒人買,人們就沒有現金收入,也就沒有基本生存條件,因為平時他們既不種糧食、蔬菜,也不養雞、養豬,國家不進口食品就沒法維持基本生存!所以,大多數殖民主義時期留下的“單一經濟”結構的前殖民地國家,遭遇核心國家擴張信用推動全球通脹、嫁禍於人的時候,將首當其沖遭遇高通脹、高失業的打擊。

  2008年世界糧荒中,主要是38個國家遭遇飢餓,主要原因是過剩金融資本沖擊糧食市場,導致糧食價格大幅度上漲。現在,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0年到2011年這短短一個年度內,大多數按照西方生活方式獲取食品的,比如以面包為主食,遭遇的最大的問題是小麥價格上漲100%,玉米價格上漲73%,三種主要糧食價格現在已經接近到2008年全球糧食危機的水平,上漲達19%。因此直接影響6800萬日均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貧困人口,其中4400多萬貧困人口將降到赤貧水平。世界銀行特別指出,東亞社會因以稻米為主,這次受糧食價格上漲的打擊不如其它地區嚴重﹔也就是說像西亞北非這種以吃面包為主的地區受到糧食價格上漲打擊最嚴重,因為這次先上漲的是小麥,接著是玉米,最后才是稻米

  (三)高學歷失業青年成為埃及街頭政治的第一大主力

  埃及經濟增長率比一般發達國家都要高得多,隻不過在經濟危機打擊之下有所下降,但仍然有上升的空間。從國民經濟結構看,服務業佔比50%,農業佔比13%—14%,已經是一個典型的“倒金字塔”結構,一般要求的經濟結構調整它也達到了,人均GDP也早就超過了5000美元。

  埃及官方公布的失業率、通脹膨脹率也都不是那麼顯著。埃及這次官方通貨膨脹率是12.8%。不過,當地人說,他們認為實際上食品價格指數已經超過了30%。而且,印度的通貨膨脹率隻有11.8%,卻已經引爆了幾十萬人大規模的示威了。

  埃及這一次街頭政治沒有一個明確的組織動員、沒有政治綱領,既不是19世紀西方國家階級斗爭為主的政治,也不是20世紀發展中國家民族主義的政治,而是21世紀遭遇“兩高”打擊的“一單”國家承載了過重的全球經濟危機代價而爆發的街頭政治。至於哪種大國勢力由此損益,則要看全球地緣戰略格局了。

  高學歷者的高失業是發展中國家大都按照發達國家的教育體制來安排本國教育所導致的后果。因為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85%來源於以金融為中心的服務業,其教育也是服務於這個經濟結構的。在埃及高學歷的失業人口是30%以上,並且主要是高學歷青年人的失業。這次動蕩,埃及工人是在運動的晚期才加入的,農民沒有加入,盡管農村中有相當多的貧困人口。工人、農民作為傳統的19—20世紀階級斗爭的主力,這次都不加入。埃及這次運動的主力參與者是在通脹中遭遇挫折的中產階級群體,又是由高學歷的高失業群體率先走上街頭的。

  (四)西亞、北非街頭政治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教訓

  1. 危機轉嫁仍是基本規律。

  回歸到全球經濟危機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嚴重的社會動亂這個邏輯關系上來看,發達國家高成本的上層建筑所形成的代價,要由發展中國家薄弱的經濟基礎來承載,且不說任何發展中國家按照發達國家的政治體制來構建本國上層建筑的全部失敗,發達國家自身也在不斷地造成更高成本的轉嫁。

  最新的數據顯示,現在全球的三個高債務國家是美國、英國、日本,日本的債務率200%以上,美國和英國在100%以上。其次就是歐盟國家中的意大利,負債率達到170%以上。歐盟國家一般負債率在60%左右。歐盟國家沒有形成高負債國家聯盟,但是以美國為首的高負債國家形成了戰略聯盟,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因為“戰略聯盟”暗示的是債務可以繼續擴張但不用還。

  總之,政府通過擴張信用以制造通貨膨脹的手段對全社會、全球轉嫁債務危機,結果必然導致基本原材料、食品等的價格上漲,社會不能承受,就演化為爆發性的社會代價。

  2. 新興制造業國家的不穩定壓力增大。

  從現在情況看,世界各國通脹率走高,仍然是因為發達國家轉嫁成本而導致以發展中國家或者制造業國家為主來發生高通脹,因為食品和基礎原材料漲價,對這些國家的制造業影響最大。

  指望著一國靠內政來化解通脹或者化解失業,在小國是做不到的。全球經濟危機條件下的政府信用擴張導致通貨膨脹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經濟結構單一、幅員狹小的小國就承載不住沖擊,會相繼爆發各種各樣的社會動亂。越是新興國家,在所謂全球政治秩序、經濟秩序不能改變的條件下,遭受到的不穩定壓力越大。這仍然是新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不是誰比誰更腐敗、更獨裁、更專制。

  但因為這些小國向外出口資源,他們發生動亂就意味資源供應的不穩定性,就會導致進口資源的國家出現“危機輸入”,所以,第一輪受到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影響的是這些小國,第二輪就會是進口資源、能源、原材料的國家,像印度等。而巴西、俄國,既有制造業、又有資源,相對來講會幸運一些。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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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秦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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