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發達國家成本轉嫁　西亞、北非“兩高一單”發生“街頭政治”

　　西亞、北非歷史上多次上演過的大痛苦，都是因離歐洲太近造成的﹔那裡正在發生的，仍然是全球資本化危機延續著的悲劇。西亞、北非的政權變化，是一場在核心國家資本主義危機向全球轉嫁代價的背景下，由於“兩高一單”而引發的政治動蕩。“兩高”是指高通脹和高失業﹔“一單”是指后殖民主義時期發展中國家單一經濟結構問題。其本質，是高成本的西方政治體制造成債務危機轉嫁，與發展中國家薄弱的經濟基礎承載危機代價之間的矛盾，這是當代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一）發展中國家經濟基礎與發達國家上層建筑之間更具有本質的對抗性

　　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是一對具有制約性因果關系的矛盾。在當代全球化條件下，這對矛盾演變為：發展中國家以其薄弱的經濟基礎，來支撐發達國家造成的、人類歷史上伴隨資本這個人類異化物而形成的高成本上層建筑。

　　這裡所謂發達國家的高成本上層建筑有兩重含義，一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輸出/主導/強加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意識形態而使發展中國家自身的上層建筑成本過高﹔二是發達國家為支撐其本國的高成本上層建筑而以全球通脹的手段向發展中國家轉嫁代價。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基礎承擔的是雙重的高成本上層建筑的壓力。

　　雖然西方政治家以代表人類普遍利益提出的所謂人權、民主、自由等表達，已經伴隨意識形態化的社會科學教育及傳媒等工具傳播而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接受的理念，但這些價值觀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客觀上都不具有支撐條件，導致一般發展中國家追隨西方的精英集團對本國獨立自主發展的整體反作用。

　　以此看當今西亞、北非出現的問題，顯見這些國家的經濟基礎不具有支撐這種上層建筑的條件——悲劇之所以無可奈何地延續，乃在於無論換人換政，無論是獨裁政治還是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化解高通脹和高失業率的危機。

　　因此，發展中國家上層建筑的任何調整，都並不意味著經濟基礎得到加強，反而一定是把搬用西方上層建筑造成的代價再反作用於本國薄弱的經濟基礎，使這個經濟基礎在街頭政治之后更難得到調整。

　　（二）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對單一結構的經濟體的影響

　　1. 全球資本主義危機必然導致全球通貨膨脹。

　　源於華爾街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被金融資本主導國家憑借政治強權來進一步擴張信用，造成全球通貨膨脹。

　　當代壟斷化帝國主義金融信用早已不再是市場決定的，既不再是所謂市場根據要素的相對稀缺性來調節金融收益率，更不是一般經濟學理論中自利的經濟人假設下，資金作為一種要素由市場來自發調節就會達到“帕累托最優”。在金融壟斷資本階段踐行這種理論的可能性不存在。在金融資本階段，發達國家一定是政府看得見的兩隻“手”在主導——無論是國家的債務信用還是金融信用，都是政府用強權創造出來的。因此，當資本主義核心國家發生危機的時候，佔據強勢金融資本地位的政府都用信用擴張來飲鴆止渴，而不可能自斷股肱地砍掉或壓縮政府創造的信用。因此，發生這種源於核心國家金融泡沫化的全球經濟危機，隻能導致核心國家的政府進一步擴張信用，不論誰執政都一樣，這才是看得見的“陽謀”。由此，則必然進一步惡化全球通脹﹔而全球通脹將迫使那些不得不大量進口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發展中國家承載金融危機的代價。

　　也就是說，佔據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政府用強權擴張信用轉化成全球高通脹，使發展中國家成為代價的載體，這就是金融資本階段的全球危機轉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