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發達國家全球金融資本與現代化政體的雙重危機

　　2008年西方金融資本核心區“華爾街金融海嘯”次第引發了全球危機和發達國家債務危機，引發了海內外理論界和政策界的廣泛關注。這場全球危機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內在相關性，本質上是由西方主要國家的政府擴張信用造成的。從迄今為止的演變進程來看，主導國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滅不僅引發了金融危機，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義的、愈演愈烈的財政（政府債務）危機。

　　正是由於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都是政府獨有之政治強權創造的信用體系危機，我們才說這場全球危機不僅是經濟的，其實質也是源於西方的現代上層建筑的政體危機，或稱現代政治危機﹔其所以引發西亞、北非的政治動蕩，則可歸因於這種政治體制的泛意識形態化的普世價值，在危機爆發時直接地、顯著地作用於高成本上層建筑的邏輯結果。

　　（一）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特征

　　漸次暴露出來的發達國家債務危機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方面，這是一場發達國家的債務危機，與以往人們較多討論的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差異顯著，卻內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從新世紀第一個10年西方政府不斷增加債務的演化情況看，西方債務危機並未結束，進入第二個10年仍然在不斷地蔓延、發酵，有些情況下還可能激化、惡化。

　　1. 發達國家的政府負債規模。

　　根據2009年9月《經濟學人》雜志設立的“全球政府債務鐘”，到2009年底，全球各國負債總額突破36萬億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債務已達到39.6萬億，直逼40萬億大關。與發展中國家過去的債務壓力相比，發達國家今天的負債局面更為嚴峻。2009年全球債務中，前10個債務最高的國家負債總額佔全世界全部債務79.09%，除中國和印度外，其他8個均為發達國家﹔這8個國家的政府債務總額達到28萬億美元，佔全球全部債務的74.4%。也就是說，當前的全世界政府債務中，絕大部分債務是發達國家的。

　　從債務的相對規模來看，北美、日本及歐元區國家的負債狀況最為嚴峻。日本的政府債務無論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最大，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達到190%﹔債務規模居次的美國這一比重為51.9%，意大利為115.2%。2008年底全球中、低收入國家的外債現值為3.4萬億美元，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外債總和約為2.1萬億美元，而日本一國2009年底的政府債務就已達到9.49萬億，美、德、意、法、英等國的債務規模也都達到了萬億美元的規模。

　　2. 發達國家政府債務的擴張趨勢。

　　與一般債務不同，政府的債務並不是有借有還，而往往是在政府發行的新債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舊債，從而也就內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債務信用的擴張。為了應對全球經濟危機的“救市”需求，西方國家自2009年以來所採取的轉嫁危機代價的宏觀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為深遠的措施，仍然是大規模增加政府債務。

　　在危機壓力下，明顯具有飲鴆止渴性質的、體現資本主義內生的“競劣機制”的國家競爭中，仍是以美國為甚——政府債務規模迅即增至高達14萬億美元（2011年1月數據），與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他發達國家也同樣，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幾乎所有高收入國家的政府債務都急劇增加，除美國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島等國的政府債務佔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國增加了近40個百分點。

　　而且，發達國家政府現在是在用兩隻“看得見的手”同時擴張信用，一方面擴張債務，一方面增發貨幣信用來購買債務。

　　3. 發達國家債台高筑的政治經濟原因。

　　政治體制原因方面，發達國家之所以積累了這麼高的債務並且難以化解，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政治現代化的內生性危機。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權、博愛等已經具有高度“政治正確”，但在發達國家現行政治體制下，這些被作為長期意識形態而廣泛宣傳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稱為“現代化”的政治形式來具體運作過程，則是另一回事。從客觀上看，這些政治現代化運作，都將增加政府赤字和國家債務——政治家為贏得選舉而支付的全部成本、連同其政黨給民眾做出的福利承諾，在政府財政來源不足時都會直接形成高額的政府債務，再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一般佔總人口的70%左右，他們的福利需求總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過民主政治的方式來表達，從而造成了極高的政治成本。此外，歐洲的人口老齡化客觀上導致社會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會開支的壓力。

　　經濟原因方面，在上述政治現代化過程中另一個、也是最具實質性的變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債務化：居民賬戶和國民收入賬戶一樣都是經常項目逆差而資本項目順差，即居民實際上是在用符號經濟的收益維持實體性的生活消費，而且也越來越多地依賴政府轉移支付來維持基本保障。倘若客觀地看佔全球人口20%的發達國家民眾的現代生存之道，對於那些生活在已經實現了所謂“現代化”的發達國家的民眾來說，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經越來越多地、自覺不自覺地融入了這種隻能對全球轉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體制。他們已被全球“資本深化”所內化——西方式福利主義大鍋飯的“溫水煮蛙”。

　　產業轉移導致的空心化和隨之而來的金融資本全球化，都是對本國實體經濟和物質財富的異化，勢必促成資本與政府這兩個異化物“進步”到金融壟斷和政治壟斷的結合，從而使國內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會結構。這些內部變化客觀上加劇了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來弱化社會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這種西方模式的政治現代化中，隻能是繼續深化社會制度寄生性，通過貨幣信用擴張和債務擴張來滿足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福利主義需求。但越是這樣，越走向不歸路。

　　（二）政府債務危機為什麼先從歐洲國家爆發

　　當前債務危機最嚴重的，是歐盟中那些已經沒有實質產業支撐卻加入了歐元區的國家。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這些歐元區國家因放棄了貨幣主權，不能再用政府不斷增發貨幣制造通貨膨脹的手段向社會轉嫁危機，從而率先爆發債務危機。

　　歐元區實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意味著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權的歐元區國家把最為重要的經濟主權——對內的貨幣主權和外匯主權都交給了歐洲中央銀行，不僅失去了靠制造通貨膨脹向社會轉嫁危機來緩解債務壓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條件採取即時的利率和匯率政策這兩個政府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時宏觀調控的兩隻手。

　　何況，這類國家大多數同時完成了制造業對外轉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經濟上的自斷骨肱——失去了貨幣體系和產業體系這兩條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基礎的腿。

　　因此，發達國家愈益嚴峻的債務危機，本質上可歸類為上層建筑不能適應改變了的經濟基礎的內在矛盾——以產業資本作為經濟基礎崛起而構建的現代政治體制，在產業資本大規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虛擬化的金融經濟有效支撐。這並非通常所說的個別國家元首任期內所面臨的國內信任危機。在西方現代政治理念的支配下，選舉實踐必然會內在形成政治成本累積起來的公共債務因現金流斷裂而爆發的“現代政治”危機。

　　進一步根據政治經濟學作分析可以認識到，歐元區國家雖然有條件發行歐元擴充歐洲金融資本參與全球金融競爭的“數量”，卻沒有條件提升歐元的“質量”——由於其不可能像美國那樣靠軍事霸權來維護其作為全球主流儲備貨幣的地位，遂決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資本那樣直接向世界轉嫁美國政府債券增發隱含的本國債務增量。

　　比如希臘，這個歐洲邊緣國家中政府債務危機較早爆發的國家，原來的主導產業是造船業和航運業，兩大產業先后移出、經濟空心化后，其支柱產業變成了旅游業。固然，伴隨著產業資本的轉移，該國19世紀傳統政治中的勞動與資本的對立矛盾也轉移出去了，整個社會變成了非體力勞動群體——中產階級作為主導﹔但這也意味著永久性地失去了產業資本這個支柱。在這個基礎上，希臘加入歐元區，意味著又失去了金融資本這個支柱。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經濟基礎——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都沒有了，那麼，政府的利率調控、匯率調控等宏觀政策也就沒意義了﹔遭遇債務危機時，隻能仰仗歐洲中央銀行來救他們。

　　而美國盡管債務規模比歐盟各國加總還要龐大，但爆發債務危機之所以會晚於歐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儲備貨幣發行權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來的軍事開支佔全球軍費總量的一半，足以形成與金融壟斷資本密切結合的強勢政府，必要時得以借軍事手段維護其已經構成惡性循環的貨幣信用。因此，隻有美國仍然可以靠既增發貨幣（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又增發國債，以促推全球通貨膨脹的方式，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從事物質生產的工業化國家轉嫁危機代價。

　　（三）危機代價向發展中國家的轉嫁

　　如同20世紀上半葉產業資本階段生產過剩、惡性競爭的矛盾最終在核心區激烈爆發一樣，資本主義進入金融資本階段寄生性的內在矛盾，也會不可逆地演變成從邊緣向核心的經濟危機……

　　同樣不可逆的，是危機發生中核心國家向邊緣國家轉嫁制度成本，而導致邊緣國家連帶發生輸入型危機。不同的是，一般情況下，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就是金融危機，頂多惡化成經濟危機。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不僅每次就是經濟危機，而且經常遞進成社會動亂、政權顛覆、國家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