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制度績效理論難以解釋我國經濟體制的高績效

　　長期以來，西方主流經濟學都在極力推崇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他們認為隻有這一制度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所闡述的制度績效標准來說，一個好的制度應該滿足三個要求：它能進行資源的有效配置﹔能有效地利用信息﹔能協調各個經濟單位的利益。如果用這些標准來衡量，不僅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沒有效率，而且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難說有很高的效率。然而，我國改革所實現的經濟增長的績效表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制度績效理論適用性並不強。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顯示出來的一個巨大制度優勢是，它能夠保持經濟社會穩定發展的態勢。西方經濟制度主要考慮的是經濟運行的短期績效，我國的經濟制度則從更長時期來考察經濟運行的績效。這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制度績效理論面對我國改革所陷入的一種困境。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在發展經濟方面付出不少代價。在改革之初經常有一個詞被提及，即“交學費”。由於中國的改革是在 “摸著石頭過河”，我們必然要付出一些代價。從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效率標准來看，我們這樣的改革是沒有效率的。但是，事實上我們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取得了不錯的成績，這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們選擇了漸進式改革，從而保持了社會秩序穩定、經濟運行平穩，從而使改革過程中增加的成本在一種可預期的較長時間裡被攤平，保証了社會總體福利的提高。如果說自由市場制度可以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那麼這種最優配置屬於一種即期的效率。我國改革過程中通過成本延期分攤實現的是一種長期的效率。這種效率的前提是一定要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而在西方國家，企業的短期高績效與宏觀經濟的長期穩定目標是沖突的，因而會發生周期性的經濟（金融）危機。因此，一種制度能否實現經濟社會穩定就成為判定這種制度優劣的一個標准，這正如羅爾斯所堅持的，判定一個社會優劣的標准除了正義的標准之外，也還有其他標准，例如效率和穩定。（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頁）

　　保持經濟社會穩定不僅可以降低經濟運行的長期成本，而且可以為不斷深化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較為寬鬆的環境。我國改革是一個不斷試驗、推廣和總結的過程。在改革之初，由於制度創新的空間比較大，所以這種創新引起的社會矛盾並不突出，實現的經濟增長效應也比較明顯。隨著經濟改革不斷深化，制度創新日益艱難，社會矛盾也會更加凸顯。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實現經濟制度的重大創新，就更加需要經濟社會保持穩定。事實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就是不斷進行制度創新的過程，而這種制度創新能夠不斷推進，就是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實現了經濟社會穩定。因此，我國的改革能夠推動經濟長期高速增長，不僅僅在於引進了市場機制，而且在於保持了經濟社會穩定。隻有在穩定的環境下，我國的經濟體制才能順利實現轉型，同時促進經濟持續增長。

　　因此，一種好的經濟制度不僅可以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經濟高速增長，而且可以帶來社會穩定並降低經濟運行的長期成本。從最理想的角度看，既能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高增長，又能實現社會穩定和經濟運行的長期低成本，這應該是一種最有效的經濟制度。其他組合，如資源配置高效但運行成本較高、資源配置低效和運行成本較低，都屬於次優的經濟制度。如果出現資源配置低效和運行成本較高，那麼它就屬於不好的經濟制度。

　　我國改革實現的制度創新，不僅為我國經濟增長注入了強大的動力，而且保持了我國經濟社會的長期穩定，因此，可以說我國改革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有效率的經濟體制。這不僅是我國在經濟制度創新方面所做出的一項重要貢獻，而且也是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制度績效理論的巨大挑戰。

　　我國改革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形成的幾方面挑戰，觸及自由市場機制的一些核心內容。盡管這並不意味著自由市場制度失去了存在的空間，但這表明，對我國改革的實踐進行理論總結是必要的，是一項已現實地擺在廣大理論工作者面前的任務。這不僅關系到“中國模式” 是否存在的問題，而且也關系到是否能形成一種適應我國實踐的新的經濟學流派的問題。

　　（作者：黑龍江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