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經濟人”的屬性出發，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經濟體制時，首先要關注人的個人利益。適應這種利益傾向建立的市場經濟有利於激發人的積極性，進而有利於經濟增長。其次，一定要認識到人的社會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時一定會關注到自己所處的社會關系，或者說人們不僅僅要獲得盡量多的物質財富，而且還要獲得一定的社會認可，還會為社會發展而努力。在一定的環境下，人的社會性甚至會超過人的自利性。因此，對一種經濟制度來說，能否關注人們的這種社會性，並引導這種社會性，使之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同樣是十分重要的。我國的改革在關注了人的個人利益追求的同時，也特別關注人的這種社會性。這體現在該模式中的權力結構、意識形態、所有制和協調機制都不單單為人的自利性提供支持和保障，而是側重把人們的行為導向更長遠的社會目標，即實現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的統一，從而使人們的自利性嵌入到這種社會目標中。因此，我國改革的邏輯出發點並不是“經濟人”，而是“社會經濟人”。

　　二、“看不見的手”對我國改革的解釋陷入困境 

　　自亞當·斯密以來，“看不見的手”一直被當做自由市場經濟運行的基礎，西方經濟學的核心內容都是圍繞這隻“看不見的手”展開的。屬於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研究的就是單個商品的價格決定問題，而由供給和需求均衡決定的價格把一定量的資源分配於各種用途。而且在新古典經濟學看來，自由價格機制是有效配置資源的惟一選擇。

　　我國改革雖然遵循的也是市場化取向，但是最終建立的經濟體制卻不是所謂的標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表現出十分鮮明的政府作用的特色。而這一特色正是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所發揮的積極作用，這種作用與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宏觀調控有著很大的不同。中央政府可以發揮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倡導的宏觀調控相同的職能，而地方政府不僅僅是一個宏觀調控的實施者，還是一個積極的市場參與者，它以提高地方經濟效益為目標參與經濟活動，並且發揮出巨大優勢。地方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引發出一個我國特有的經濟現象——地方間的經濟競爭，而且這種競爭帶來的經濟變化是顯著的。目前全國有超過半數的省份GDP規模突破萬億元大關，而處於前列的一些省份更是富可敵國，如廣東省2009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在G20中可以排到第16位。這種西方主流經濟學無法理解的經濟運行模式竟取得如此突出的經濟成就，說明自由市場機制並不是惟一的，也不是萬能的。我國改革所取得的成功，對自由市場經濟或者“看不見的手”提出的不僅僅是現實的挑戰，更有理論上的挑戰。在我國改革取得成功的背后，有著深刻的理論基礎。

　　在計劃與市場的長期爭論中，西方主流經濟學質疑計劃有效性的最有力的根據是信息和激勵對於計劃的挑戰，即計劃經濟運行中的高信息成本和激勵不相容使得計劃的效率極低。事實上，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許多堅持計劃可行的學者就在探討一種可以使計劃有效運行的模式，結論是建立一種競爭社會主義。然而，這種競爭社會主義並沒有進入實踐的層面，當時的社會主義實踐集中於經典的計劃經濟的探索。我國的改革是這種競爭社會主義的成功實踐，其突出特征是把競爭引入經濟運行中，並且逐步實現了競爭的多樣化，為競爭找到了新的形式。

　　在自由市場經濟制度下，競爭被限定在市場自發作用的基礎上。這無疑是競爭的一種重要形式，但在我國改革開放后形成的經濟體制中，競爭不僅在企業層面發揮作用，而且在地方政府層面發揮作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又具有一定的計劃色彩，因為地方政府是按照計劃或規劃開展競爭的。后一種競爭解決了過去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難以把競爭與計劃結合起來的問題，這與自由市場經濟提倡的讓“看不見的手”充分發揮作用、把政府限定在最小功能上的主張有著重要區別。從這個角度講，我國改革打破了市場經濟中“看不見的手”的壟斷地位，一種新的多樣化的競爭形式更符合現代經濟對競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