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英國媒體曝出一系列“竊聽事件”。在這一系列事件中，默多克新聞集團旗下的《世界新聞報》，以媒體的知情權為借口，打著新聞自由的幌子，不遵守法律、違背社會道德、大肆侵犯公民的隱私權，讓人們見識了喪失最起碼的新聞道德和職業操守的西方新聞自由，又一次暴露出西方新聞自由的虛偽本質。

　　近年來，太多的事例讓人們逐步認清了西方新聞自由的真實面目。在有關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的報道中，人們看到的是各種有利於美國的假新聞橫行、反戰的報道被禁止、媒體受到嚴格管控的自由。在西藏“3.14”事件和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前的相關報道中，西方媒體或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或捕風捉影、任意編造，或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各種表演使人們看到了西方媒體造謠的自由、撒謊的自由、歪曲的自由、誹謗的自由。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一些西方媒體蓄意攻擊中國，有的宣揚中國將不堪失業壓力而崩潰，有的指責中國威脅、批評中國發展道路，有的炒作中國將因社會問題嚴重而動蕩不安。但事實上，危機當前，中國社會依然大局穩定，經濟發展也保持著良好的勢頭，反倒是西方國家舉步維艱，社會內部分歧巨大，動蕩局面不時凸顯。在這裡，人們看到的是西方媒體無端猜測的自由、主觀武斷的自由、指責抨擊的自由。這次的“竊聽事件”更是讓人們看到了西方媒體藐視法律的自由、冒犯人權的自由。以上種種，讓許多人感到震驚和憤怒，人們不禁要問：西方的新聞自由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情形？

　　一、資本和權力是西方新聞自由的真正主體

　　西方國家一貫標榜自己是民主、自由、人權的國家，新聞自由更是被宣揚成其民主、自由、人權的標志。“竊聽事件”在給西方國家引以為自豪的新聞自由觀和制度優越感帶來重大沖擊的同時，也再次引起人們的反思：在西方國家，新聞自由究竟是誰的自由？事實上，西方國家的新聞自由主要被兩種力量所控制：一種力量是擁有雄厚資本的大財團，一種力量是政府。這兩種力量因為其所擁有的資本和權力而成為西方新聞自由的真正主體。

　　其一，擁有雄厚資本的大財團是西方新聞自由的主要控制者。西方媒體大都屬於私有，被一些大的財團所操縱。根據商業運轉的原則，新聞自由的主體隻會是媒體的老板，在媒體中工作的人，就算是總編輯，都是為媒體老板打工的，都必須遵循媒體老板的意志。也就是說，媒體老板決定著一家媒體發布什麼消息、什麼時間發布消息、從什麼樣的角度發布消息等。例如，默多克當年收購《紐約郵報》成功之后，隨即拿起即將出版的報紙大樣大改標題，報紙編輯們剛提出質疑，默多克就當場發火：我買了這張報紙，聽我的還是聽你們的？默多克收購《華爾街日報》的時候，澳大利亞記者艾裡克·埃利斯撰寫了有關默多克現任妻子鄧文迪的報道：《鄧文迪·默多克：帝國背后的女人》。可能是因為當事人不願一些細節為世人所知，這篇報道完成后即被封殺，后來好不容易在幾家網站上露面，但也迅速銷聲匿跡。顯然，默多克的資本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該報道的發表和流向。

　　大財團辦媒體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利潤的最大化，資本的趨利性決定了其所控制的媒體無論如何無法擺脫利益的束縛和制約，它實踐和追逐的隻會是資本的新聞自由。多年來，人們大都見識過一些西方媒體以發行量、收視率、廣告收益作為最高追求，為實現經濟利益不惜採取各種手段的做法。眾所周知，隱私權是人權中最根本的權利之一，是關於人類尊嚴的權利。《世界新聞報》的記者們敢於毫無顧忌地對之進行侵犯，完全是出於利益驅動，是對金錢的極致追求讓他們不惜鋌而走險。在這裡，新聞自由已經成為資本追逐利潤的遮羞布，濫用新聞自由則成為資本獲得更高利潤的最佳途徑。“竊聽事件”充分顯示出，在資本的控制下，收益可以壓倒一切。《世界新聞報》的竊聽行為雖令許多人震驚，但一些了解其歷史和辦報風格的人士卻並不驚詫。因為該報一貫以發布情色春光、八卦秘聞和一些民粹主義新聞而著稱。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進而獲得可觀的發行量和利潤，該報從來都是不擇手段。早在2006年，《世界新聞報》就有竊聽丑聞陸續被爆出，《世界新聞報》的一些記者乃至副總編輯都曾因涉嫌竊聽而被捕。

　　近年來，西方媒體的所有權越來越集中，傳媒集團的規模越來越大，資本在傳媒行業的壟斷程度越來越高，控制這些傳媒集團的財團對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隨之越來越大，新聞自由也就成為大財團對社會進行控制和統治、進而獲取更大利益的工具。在過去的十幾年裡，全球傳媒市場的主要控制權隻掌握在7家跨國公司的手中：迪斯尼、美國在線—時代華納、索尼、新聞集團、維亞康姆、維旺迪和貝塔斯曼。此次爆出“竊聽丑聞”的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是當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傳媒公司之一，淨資產超過400億美元。新聞集團在全球范圍發行175種不同的報紙，包括英國的《泰晤士報》、《太陽報》、澳大利亞的《澳大利亞人報》、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紐約郵報》等。新聞集團還擁有美國的FOX電視網以及英國天空電視台、亞洲STAR亞洲衛視等的大量股份，在全球擁有8500多萬衛星電視網用戶。龐大的媒體王國使傳媒公司的老板擁有了巨大的能量，因為媒體對公眾導向的影響會成為政黨選舉的工具，政黨的領袖們都不得不以各種方式接近媒體老板。比如在英國，默多克就是在政壇上能夠呼風喚雨的人物，他能夠左右英國輿論，並通過輿論影響英國政治，他的媒體甚至能影響英國首相的競選情勢。也因此，2010年英國《新政客》雜志根據權力和對全球影響力大小評選出的全球50位最有影響力人物榜中，默多克排名第一位。

　　其二，西方國家政府利用各種手段控制新聞自由。表面看來，西方國家媒體時常曝光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和失職行為，讓政府和官員們下不了台，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自由的。但實際上，媒體只是西方社會復雜管理體系中的一部分，西方國家媒體和政府之間是一種利益共生、相互博弈、相互利用的關系。鑒於媒體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力，西方國家政府從來都不會放鬆對新聞輿論的利用和控制。以美國為例，政府設立有專門的機構，聘請了大量專業工作人員處理媒體事務。雖然這一機構在不同的時期名稱不同，有的時候叫新聞處，有的時候叫新聞署，還有的時候叫廣播管理委員會，但其職能相近，主要就是控制新聞報道，引導社會輿論。

　　總體上說，由於政府能夠決定是否向媒體提供消息、何時提供消息、把消息提供給哪家媒體、提供多少等，這就使政府擁有了左右和控制媒體的基礎。在媒體快速發展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控制和引導媒體的手段與方式也不斷翻新。比如，為了更好地推行自己的政策，美國政府會雇用一些槍手以政治評論家、自由職業者等面目出現，就政府的某項決策或行動發表評論，這些評論表面中立，有時甚至會有一些批評的聲音，但其實質是為政府搖旗吶喊，或者通過“小罵”實現大幫忙的目的。為了實現一些政治意圖，美國政府也會雇用民意調查公司為自己做民意測驗，通過有目的的問題設計，引導公眾選擇政府傾向的某一答案，從而得出有利於政府的結論。有的時候，美國政府甚至直接向媒體提供自己制作的新聞短片。2006年5月，英國《獨立報》載文指出，布什政府向美國至少77家電視台提供了政府制作的電視新聞短片，而這些新聞短片都被播出。遇到重大事件的時候，美國政府還會花錢請媒體方面專家來培訓官員，或者直接聘請有關專家開展此類工作。阿富汗戰爭爆發前，美國政府就任命被稱為“廣告女王”的夏洛蒂·比爾斯擔任助理國務卿，充分利用外交、公關、廣告等多種手段，影響世界輿論，以利於美國政府意圖的實現。

　　為了維護自己“新聞自由”的面貌，在多數情況下，西方國家政府並不直接控制新聞媒體和新聞報道，而主要是通過政策傾斜、利益交換、政治壓力等影響媒體的幕后老板，通過媒體老板左右新聞記者和新聞報道。比如，美國政府常常會為同自己立場一致的媒體提供服務，給該媒體記者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提問的機會，准許其記者乘坐總統專機一同出訪，邀請其記者出席白宮記者晚宴，甚至有意無意地向該媒體透露一些內幕消息，等等。在更大的方面，政府還會為某些媒體的發展掃清政策障礙，比如，布什政府就積極支持默多克旗下媒體的擴張和壟斷，作為回報，默多克的媒體幾乎無條件地為布什政府搖旗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