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為中國帶來了更多的技術

　　文匯報：從統計的角度來看，類似中東石油出口國家，其人均GDP都已經超過了1萬美元，我們能否認為它們就是發達國家了呢？

　　胡永泰：這要從兩個問題來看，除了人均GDP的絕對值，還要看它的發展方向，要是它的發展趨向是從1萬到8000，那麼它基本上就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我不知道什麼叫“高等收入陷阱”﹔這一說法其實是一個矛盾，因為“陷阱”的意思就是不可能擺脫那個狀態。所有高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都很慢，為什麼？因為它們的增長是通過技術上的突破來實現的，能夠作為它們經濟發展動力的都是技術創新，它們的平均增長速度是非常慢的，因為技術突破以后固然會帶來高速增長，但是此后呢，就隻能等待下一次的技術突破了。而中等收入國家和低收入國家靠的是把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搬過來，以此作為增長動力，技術轉移越快，就越能夠快速地追趕上發達國家。技術轉移大致有三種方法：我派人到你那裡上學，學會你那一套，再搬到我這裡來，這是一種比較慢的方法﹔第二種方法就是，我讓你到我這裡投資，同時把你的技術帶過來，這叫做“FDI”（外商直接投資）﹔第三種方法，就是我讓你搬到我這裡常住，你就成為我這裡的人了。后兩種方法，技術轉移都很快。但是多半情況下，要讓發達國家的人才到中等收入國家或欠發達國家來居住是很難的，更可行的辦法就是FDI。中國為什麼追趕得那麼快呢？就是因為很多技術隨著FDI一起轉移到中國來了，而不是因為美國最先進的工程師搬到中國來住了。

　　文匯報：如果發達國家長期處於兩次技術突破之間，會不會對發達國家自身，以及那些等待技術轉移的后發國家都產生巨大影響呢？

　　胡永泰：我們不知道發達國家是否會長期處於眼前的低增長之中，或者長期處於兩次技術突破之間。對於后發國家來說，最好的追趕，就是當發達國家的技術突破帶來高速增長時，你也跟著高速增長。目前來看，追趕國家中隻有日本做到這一點，所以才會和發達國家不斷趨同。中國所要做的，就是學習其他國家是如何學習的。經濟增長到最后，技術成為最重要的因素，當然，我這裡所說的技術，還包括硬件如何，還包括市場環境如何，如果還是計劃經濟，即使有技術也不會帶來財富。

　　文匯報：依靠自己的力量實現創新，真的那麼困難嗎？

　　胡永泰：很多時候，創新是如何出現的呢？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會有比較多的創新出現。中國目前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同北美相比還是比較低，這是中國還不能實現創新的主要原因。所以現階段，需要讓更多的人進入高校接受教育，政府應當對此加大投資，以期實現包容性增長，不僅要投資於大學，也要投資小學，改善中學教育。如果我們相信智力的分布是隨機的，那麼，教育就顯得十分重要，如果愛因斯坦或者比爾·蓋茨出生在農村，並且沒有獲得好的初等教育，他們也就永遠不會成為愛因斯坦或比爾·蓋茨。一個比爾·蓋茨會創造出一百萬個高收入的工作崗位。在智力隨機分布的情況下，你永遠不會知道下一個愛因斯坦或者下一個比爾·蓋茨會出現在哪裡。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人才出生於農民家庭，所以你不相信智力隨機分布是沒有道理的。

　　文匯報：人們在分析拉丁美洲的案例時，往往把它們那裡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歸因於過度的城市化，以及由此導致的貧民窟問題。您對此怎麼看？

　　胡永泰：出現貧民窟是因為政府沒有做好城市化工作，政府沒有好的政策來規范城市化，而不是因為城市化本身太快或過度化了。

　　相比之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還是太慢。中國最好的農村小學，都難以同很多最差的城市小學相比。中國目前有很多人在城市工作，但他們是農民工，為什麼不能成為城市公民呢？這不正常，根本不是自由選擇的結果。香港地區和新加坡是怎麼解決貧民窟問題的呢？它們都是先住后買。當然中國大陸人口多，那就推行大規模的先住后買。土地是政府所有，成本就在建筑上。在一個理想的市場經濟環境下，農民進城買房，就有人借錢給他們，等他們找到工作再還錢。但中國農民因為沒有抵押，很難借到錢。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建設低成本住房，讓他們先住后買。

　　文匯報：也就是說，為了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包括醫療、教育，政府需要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胡永泰：政府應該允許民間銀行的發展，讓它們能夠在其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