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往往被看作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到經濟社會風險高發、矛盾集中爆發的階段。問題在於，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階段，還是一個偽命題？我們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后，又該如何自處？圍繞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胡永泰。 本報記者 田曉玲

　　今年初以來，全國各地陸續發布了2011年全年的GDP統計結果，其中有25個省份的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排名靠前的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GDP更是超過了8萬元人民幣，折合1.2萬美元，接近富裕國家水平。按照全國的平均水平來看，2010年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4628美元，超過了4000美元這一國際公認的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的標准。

　　過往經驗証明，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往往被看作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到經濟社會風險高發、矛盾集中爆發的階段。去年12月，中國社科院發布的《產業競爭力藍皮書》就專門對此做出了提醒，稱按照2011年世界銀行給出的標准，中國已經成為中上等收入國家，正面臨著經濟增長放緩、人均收入難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

　　一般認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這一概念提出於2006年，世界銀行在其《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將它的基本涵義界定為：鮮有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這些國家往往陷入經濟增長的停滯期，既無法在工資成本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制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這當中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拉美國家，它們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后，至今仍停留在人均GDP3000到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無法自拔。

　　一方面是言之鑿鑿，“中等收入陷阱”似乎近在眼前，中國亟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避免陷入增長的陷阱之中﹔而另一方面，也有觀點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它所認定的跌入“陷阱”的國家多有經濟增長回落或停滯、貧富分化、腐敗多發、社會公共服務短缺、就業困難等等問題，目前來看在一些歐美發達國家也非常普遍，更不用說那些低收入國家了。如此一來，不僅存在著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高收入陷阱”看來也是一個難題，再加上低收入國家一直存在的難以擺脫貧窮狀態的“低收入陷阱”，“陷阱”隨處都有，那麼，“中等收入陷阱”就很難說是一種特定現象了。

　　“中等收入陷阱”到底是一個繞不過去的階段，還是一個偽命題？我們在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后，又該如何自處？圍繞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系教授、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胡永泰。胡永泰教授長期研究東亞經濟、國際金融構建、經濟增長等問題，2002至2005年期間，他還是聯合國千年項目東亞經濟的特殊顧問，去年他正式受聘為復旦大學特聘講座教授。

　　追趕不是為了吃更多、穿更好，而是要解決社會的很多病痛

　　文匯報：“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命題是2006年提出來的，但是我們也看到，過去6年，全世界范圍內已經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這是否會影響到這一概念的解釋力？

　　胡永泰：“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從統計角度來定義的，另一種則是動態定義。前者是指達到一定收入程度（比如人均GDP4000美元）之后，就會面臨“陷阱”，從而無法繼續增長，所以它是以人均收入來衡量的﹔后者所說的“陷阱”是指不能以快於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增長，因此永遠不可能趕上這些發達國家。我們知道，要想趕超發達國家，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增長率就必須超過它們，否則是追不上來的。

　　這兩種解釋，如果用第一種，那麼這種“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題可能是一個偽命題﹔但如果用動態定義，那麼這就是實實在在、可以看到的問題。比如拉丁美洲，它們的GDP還在不斷增長，但是它們仍舊追趕不上美國，原因就在於它們的增長速度沒法超過美國，所以它們在世界經濟中的排位不會發生變化，這就叫作“中等收入陷阱”。相反，我們來看韓國，它就在不斷靠近美國。通俗來說，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說你沒有能力靠近美國那樣的發達國家。相對於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增長水平，如果你的增長曲線更加陡峭，那麼你就可能追上它﹔如果你的增長曲線和它一樣或者比它更平緩，那麼你就永遠也追趕不上，盡管這時你的收入也在增長，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有進步。所以，“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說你的生活水平有沒有進步，而是說你的生活水平有沒有追趕上最發達國家的水平。人均GDP如果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能保持比最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速度，就會陷入動態定義上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的發展進程究竟應該怎麼看？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人均GDP也是增長的，也有進步，但是增長的速度非常慢，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就是處在“低等收入陷阱”中。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把國家帶出了“低等收入陷阱”。現在的問題就是，中國能不能像韓國那樣，脫離“低等收入陷阱”以后，還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將會是一個問題，因為多半的國家進入這一階段后的增長速度就放緩了。

　　文匯報：您標示出了兩種增長路徑，一種是繼續保持高增長速度，還有一種是高增長之后速度放緩。問題是，老百姓在前一種狀況下的生活一定比后一種狀況更幸福嗎？

　　胡永泰：前一種路徑是可以追趕上最先進的國家，后一種狀況則可能永遠追趕不上。現在的問題就變成了：我們為什麼要追趕呢？其實，不是因為我們想要吃得更多，而是因為如果追趕不上，你就沒有能力購買最先進的東西，比如藥品。最先進的藥品可以從哪裡來？來自於巨大的投資做科研，這裡就有很高的成本，藥費很貴也就自然而然。如果貧窮的話，就不可能得到良好的藥物治療。

　　所以，追趕發達國家並不是說我們想要吃得更好、穿得更好，而是說要解決社會的很多病痛。醫療設備是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此外還包括社會保險，隻有富裕了，才能建立起更好的社會保險制度，讓最低收入者可以有機會進步。所以我反復強調，追趕不是為了吃更多，或者像美國人那樣吃，而是說，我們通過追趕可以獲得與他們基本同樣的福利。快樂和幸福並不僅僅意味著吃更多，或者住更大的房子，而是說，一旦自己的父母生病，你可以有更好的藥物來為他們提供治療﹔一旦你的孩子生病，你可以有最先進的手術來解決問題，你難道不會因此而更快樂嗎？富裕了，可以拯救生命，這才是最重要的。

　　文匯報：但是我們注意到，人們常說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特征，比如腐敗、社會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等等，似乎也同樣發生在發達國家。如果說這些問題會持續存在，那麼增長還那麼有意義嗎？

　　胡永泰：腐敗、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大等等問題，究竟在怎樣的程度上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發展，關鍵就是看這些問題的程度。我們可不可以說美國貪污腐敗的程度比非洲更嚴重呢？當然，最好的情況是，這些問題都不發生，都是零，但是從零到100還有很多不同的程度。所以，這些問題基本上會持續存在，只是程度輕重不同而已。我們甚至可以說，隻要有人類存在，就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我們說要建立一個法治的社會，一個以規則為基礎的社會，就可以限制這些問題，當然，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