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年代以后中國哲學史研究隊伍的變化也較大。老一輩專家侯外廬、馮友蘭、嚴北溟、孫叔平、趙紀彬、邱漢生、楊榮國、王明、馮契等人相繼去世，張岱年、任繼愈、石峻等學者現在都已超過８０歲。這個時期起骨干作用和學科帶頭人作用的是新中國培養的一代中年哲學史工作者。這些人畢業於五、六十年代，文革耽誤了十年，在時間上有緊迫感，勤奮工作，挑起了科研和培養下一代兩付重擔。他們中有的現在實際上已進入老年，他們培養的更年青的一代專家也已逐步成長起來。中國在８０年代建立了學位制度，對培養新一代中國哲學史專業工作者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中國大陸現在有九個大學和科研單位建立了中國哲學專業博士點，它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和中山大學，先后被批准為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的有４０人左右。十余年來他們已培養了１００多位中國哲學專業博士。中國哲學專業碩士點全國有２０多個，已培養了數百名碩士。這批年輕學者受過良好的專業訓練，基礎扎實，視野開闊，年富力強，現已成為各大學和研究所教學科研的重要力量。他們中有的成長很快，教學科研成績突出，已經提升為教授。目前全國已有七位年輕的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陳來、郭齊勇、李維武、李宗桂、賴永海、楊國榮、陳衛平）。中國哲學史學科這種后繼有人的局面是十分可喜的。

８０年代以來中國哲學史學科的活躍還表現在有關中國哲學和文化的學術團體、學術刊物和重要學術會議不斷出現、頻繁召開。全國性的中國哲學史學會是１９７９年正式成立的，下屬的二級學會有中國周易研究會、中國宋學研究會、中國現代哲學史學會、中國少數民族哲學社會思想史學會等。各地組織了不少地方性的孔子學會、周易學會，老庄學會……，特別注意開展對本地區歷史上出現的著名哲學家的研究。８０年代成立的全國性儒學研究組織有中國孔子基金會和中華孔子學會兩大家，前年還由中國發起成立了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於７０年代中期的國際中國哲學會，８０年代初中國大陸就有學者參與其活動，出席該學會兩年召開一次的年會，以后參與者越來越多，去年七月到美國波士頓大學出席第九屆年會的中國大陸學者已多達３５人。中國學者還於１９９３年在北京成功地舉辦了第八屆國際中國哲學大會。近年來由各個大學、研究所和各個學會在中國各地召開的有關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各種學術會議越來越多，內容涉及對傳統哲學的梳理和正確詮釋，它的現代價值，中外、東西哲學比較，以及中國近現代哲學等廣泛的問題和研究領域。中國各地學者之間，中外學者之間，通過這些學術會議加強了聯系和交流。

５０年代以后港台學者也對中國哲學史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在港台地區，沒有經歷過對儒家和唯心主義哲學的猛烈的批判，在中國哲學的繼承和發揚方面阻力較小，因此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特別是新儒家學者對中國儒家正統哲學，孔孟程朱陸王的道德心性之學，作了較多的研究和闡揚。台灣天主教派的新士林哲學，從“本土化”的需要出發，也注意研究中國傳統哲學。羅光主教的一套《中國哲學思想史》就寫了九大本，他還有多種闡論儒家生命哲學的著作問世。大陸和港台研究中國哲學的指導理論和方法不同，但研究成果也可以互補。

我們在世紀之末來總結回顧這一個世紀中國哲學研究走過的歷程，應該肯定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科學的發展，中國哲學史學科也有很大的發展，有長足的進步。這個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基本上是胡適、馮友蘭領風騷的時期，實用主義、新實在論等西方唯心主義哲學主導了這個時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它們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唯心主義實現了一個“結合”，當然也有歪曲中國傳統哲學的問題，因為程朱理學到底不是新實在論，顏元、戴震哲學也不是美國的實用主義。后半個世紀則是馬克思主義學派佔絕對優勢的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觀和方法論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科學化建設起了積極的指導作用，但一個時期某些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僵化教條理解，也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發展起了阻礙和破壞作用。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都要認真加以總結。

展望下個世紀的中國哲學研究，我們相信，在２０世紀已經取得的成績和進展的基礎上，它一定會向著科學化的方向進一步發展前進。因為中國和整個亞洲重新崛起、東方文明復興的歷史趨勢已經十分明顯，中國的經濟和科技、教育在２１世紀還會得到更大的發展。包括學位制度的健全和制度化，下個世紀還會培養出一批又一批中國哲學專業博士和碩士，數量會比現在有所增加，專業隊伍將不斷擴展、壯大。后者在思想上會更加開放，他們的學業基礎和研究條件會更好，包括國際交流的條件也會越來越好。因此，可以預見中國哲學史學科在２１世紀還會有一個大發展，研究成果將會更多，水平更高，並且有可能出現以下幾個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