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和世界歷史研究

“文革”結束后，中國歷史揭開了嶄新的一頁，中國歷史科學迎來了自己的春天。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建設，是新時期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特點。1979年3月，中國歷史學規劃會在成都召開時強調，開展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是恢復在“文革”中受到嚴重摧殘的中國史學的重大舉措之一。

1983年4月，中國史學界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題是馬克思主義與歷史科學。劉大年的報告反映了廣大史學工作者共同的心聲。他說：世界上一切解釋人類社會歷史的學說中，唯一真正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學說，是馬克思的學說，是馬克思主義，歷史研究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他系統地批判了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同時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根據新的經驗，不斷豐富和發展自己。

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是中國世界史學學科建設、或中國世界史學學科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如何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史體系問題首先提上日程。“文革”結束后，“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等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為中國世界史學學科建設和發展，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與中國社會發展相一致，包括世界歷史學科在內，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撥亂反正，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如果在如何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史體系問題上思想混亂，缺乏自覺性，那我國的世界歷史研究就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帶有極大的盲目性。當時，我國世界史學者首先圍繞著如何建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史體系問題開展了廣泛深入的研討，在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發展歷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頁。 l

“文革”結束后不久，陳翰笙在1978年和1979年先后撰寫了《對研究世界歷史的幾點意見》(《世界歷史》1978年第1期)和《關於編寫世界歷史的問題》(《世界史研究動態》1979年第5期)，對宣傳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這不僅對剛剛恢復科研工作的世界歷史研究所，而且對整個中國世界史學界，都有重要的意義。陳翰笙在《對研究世界歷史的幾點意見》中明確地指出了研究世界歷史的意義。他說：“目前全世界無產階級，擔負著改造和推進世界歷史前進的重任，尤其應當通曉社會發展的規律。如果不明白世界歷史發展過程，那就難免重蹈覆轍，而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問題很清楚，我們要了解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須研究世界歷史。”“世界史的作用，就是要讓讀者了解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懂得社會組織如何改變，人類如何進步的根本原因，從而使得這門科學成為我們從事革命實踐的思想武器。這才能夠稱得上一部真正有用的世界通史。”陳翰笙還認為，拼湊各地區或各個國家的歷史而編寫的世界通史，不能使讀者了解一種社會演變為另一種社會的內在原因，也不能了解怎樣受到前一個社會的影響，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相互影響，而找出社會向前演變的規律。他認為，撰寫一部有意義的世界通史，應說明世界歷史演變的過程，揭示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在研究工作中，他自覺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他說：“世界史是一門階級性很強的學問，對同一事件，同一人物，由於立場、觀點和方法的不同，可以得出全然相反的結論來。目前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搏斗的時代。我們應當站在無產階級大公無私的立場來探討整個世界的歷史，決不可被資產階級的史學家所蒙蔽。”（陳翰笙：《對研究世界歷史的幾點意見》，《世界歷史》1978年第1期。）

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齊世榮總主編的4卷本《世界史》，即古代卷、近代卷、現代卷和當代卷。這部世界史作為普通高校“十五”國家級規劃教材，首先徹底摒棄了所謂“當代人不寫當代史”的陳規舊說。《世界史．當代卷》始於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與當代世界歷史的轉折，下限為世界更替、千年交接的世界，“更替”和‘‘交接”的主要內容包括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國際格局多極化﹔聯合國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等。這部著作的《前言》，對當代中國世界史研究的發展，從內容到文風，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例如，關於“社會形態的更迭”這個被搞亂了的重大理論問題，編者寫道：“馬克思主義根據人類社會內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基本矛盾的不同性質，把人類歷史發展的諸階段區分為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和共產主義制幾種生產方式和與之相應的幾種社會形態。它們構成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發展的縱向序列，但不是所有民族、國家的歷史都一無例外地按照這個序列向前發展。有的沒有經歷過某一階段，有的長期停頓在某一階段。總的說來，人類歷史由低級社會形態向高級社會形態的更迭發展，盡管先后不一，形式各異，但這個縱向發展的總過程仍然具有普遍的、規律性的意義。”（齊世榮主編：《世界史．當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頁。）這段話雖然不長，但卻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指導，從人類歷史矛盾運動的客觀事實出發，深入淺出地揭示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有很強的說服力。這從一個側面表明，經過30年的世界歷史研究實踐，我國世界史學者的理論素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在整體上已經有了顯著提高，並在許多基本理論問題上達成共識，從而為世界史學科的今后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方法論基礎。

世界歷史研究中的歷史分期問題以及各歷史時期的主線和體系問題，始終是我國世界歷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多有歧見的研究實踐問題。2009年，在研究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點項目之一——高校《世界現代史》教科書的框架時，學者們就劃分時代的標准、世界現代史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內容、現時代的性質、世界現代史中的中國與世界等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后編輯有《世界近代史的體系和主線》，20lO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大多數人認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並且隻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l卷，北京：人民出版社，t995年，第257頁。）。這是對唯物史觀的經典表述，從這一基本認識出發劃分人類歷史的時代或科學地進行歷史分期，隻能以由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的社會形態為劃分標准。時代的性質是由社會基本矛盾決定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體系內無法自行得到解決，盡管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矛盾可能得到緩解，但資本主義必將為社會主義所代替是不可逆轉的。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世界歷史時代，這是時代的本質特征。

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理論成就的取得，是當代中國世界歷史研究合乎邏輯發展的結果。中國世界歷史研究自萌生時起，就表現出這一研究始終與時代的主題同呼吸、共命運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建設中國有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一特點必將賦予新的時代精神。隨著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迅速發展，其理論建設定將取得更大的成績。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