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合理把握理性並建構現代理性，必須對理性加以歷史的、動態的理解，正視理性的內在矛盾性。后現代主義以及其他批判理論之所以對理性持全面否定的態度，原因之一就在於對理性本身作了僵化式的理解。他們所認定的理性是某種形態的理性，以為某種形態理性的失靈便是理性本身的失效。實際上，理性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的。理性作為人的特有精神屬性和人類智慧之精華，向來是不斷發展變化的，不可能用一種刻板的理性模式來限制和約束人類理性的正常發展。理性何以具有這樣的發展能力或發展動力？原因就在於理性自身含有內在矛盾。正是這樣的矛盾，推動理性不斷改變形式，調整關系，走向新的發展。一般說來，理性主要是在這樣一些矛盾中向前推進和發展的

1.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這一矛盾的產生，主要根源於人的獨特的“生命存在”。何為人的“生命存在”？當然必須是生命體首先要存在。但是，人的生命存在並不僅僅是自然肉體的存在，還有其更為重要的方面，即生命意義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后者更能深刻地標志和體現人的生命存在的真正內涵。因為人非動物，其存在與活動並不是本能的，作為一種有意志、有情感的存在物，人不會把自己的自然存在當做自己生命存在的全部，而總是要在維持自己自然生存的基礎上有所思想，有所追求，力求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人生價值，從而使自己的生命存在達到更加完滿的狀態。所以，完整的生命存在並不僅僅滿足於現實，同時還要追求一種超現實的理想。人就生活於現實與理想之間。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實際上構成了理性的內在矛盾運動，因為沒有理性，就不可能產生理想，也不可能產生理想與現實的關系。正因為人是理性存在物，才會出現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也正是這種矛盾的不斷深化、不斷解決，才為理性發展注入了不竭的動力。

社會發展的理性同個人發展的理性一樣，也是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展開和實現的。社會並不是外在於人的孤立存在物，而是人的活動的產物，“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2﹞。既然社會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而人的活動又是有意識、有目的的，那麼，社會的發展自然受到理性的支配。在現實生活中，人們都是在既有條件下從事各種活動的，由於生存和發展的需要，人們又不會僅僅滿足於現有的狀況，必然要提出新的追求和理想。這就導致理性矛盾的產生：一方面，任何理性觀念和原則，在其起源上，都是現實生活和特定歷史境遇的產物，因而有著明顯的時代性和歷史性﹔另一方面，作為對現實事物的理性化解釋和能動反映，又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和包含著某種理想與意願，因而必然具有某種超越現實的特點。兩者就是這樣滲透在一起並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的。在一個時期表現為理想性的東西，可能經過一定階段的社會實踐使其得以實現，從而變為現實﹔而對現實發展新的反思與理解，又可能產生出新的理想與追求。理性就是在這樣的矛盾中向前發展的。

理想與現實本來是在互動過程中向前推進的，但是，如果無視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運動，將理想片面夸大以致成為永恆的絕對，這就不可避免地使理性僵化和凝固化，從而使理性陷入危機。這樣的情形在人類思想史上屢見不鮮。遠的不講，就以近代啟蒙運動的情況來看，實際上，啟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主要反映了資產階級的理想與願望，它盡管有其一定的普遍性價值，但終歸不能被宣布為永恆的真理、永恆的准則。因此，啟蒙運動的理性並未擺脫抽象性。

如同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一樣，空想社會主義者們也沒有克服那個時代理性的局限。他們脫離現實的經濟關系，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的理想，把有關未來社會的某些原則當成超歷史的先驗理念，因而“對於所有這些人來說，社會主義是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的表現，隻要把它發現出來，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為絕對真理是不依賴於時間、空間和人類的歷史發展的，所以，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被發現，那純粹是偶然的事情”﹝1﹞358。他們和資產階級啟蒙學者一樣，“想建立理性和永恆正義的王國”﹝1﹞357。雖然他們建立的王國與資產階級的“理性王國”不同，但在其思維方式上則是一致的，都是將其特殊的理想變為絕對的理性，致使理性變為一種僵化的東西。

片面夸大某種理想無疑會導致理性的絕對，而離開理想一味強調現實也會導致理性的停滯。人總是要將自己的理想賦予現實，並力求改變現實以滿足自己的需要。人的理性就產生於理想對現實的要求之間。如果僅僅停留於現實，過分沉溺於現實，那就無法激起一定的熱情與理想，理性也就失去了應有的動力。尊重現實，從實際出發，這是必須堅持的准則。但強調尊重現實，從實際出發，並不能成為故步自封、因循守舊的代名詞。當然，安於現狀，聽任現狀擺布，並不是沒有理性，因為對現實生活持這樣的態度本身就是理性的結果，但嚴格說來，這樣的理性並不代表真正意義上的理性，真正意義上的理性總是與進步、發展聯系在一起的，它反映了一種積極向上的要求和超越平庸的價值取向。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才把近代以來的時代稱為理性的時代。假如不是這樣看待問題，而僅僅從是否具有理智來作為衡量理性的尺度，那麼，中世紀的宗教神學也可以說是理性主義的，因為宗教神學也是借助理智、借助邏輯思維來闡述和論証的。理性主義與蒙昧主義的區別，不在於它凸顯了理智，而主要在於它不屈服於任何外在壓力，敢於向神學權威挑戰，向現存秩序挑戰，按照歷史發展和人類發展的本性來思考和處理問題。所以，健全的理性是充滿理想的理性。但是，如果將理想的作用過分夸大，這又會走向另一極端，其結果是理想變成空想，理性變成非理性。因此，恰當地把握理想與現實的關系，使兩者保持合理的張力，這是正確把握理性、合理推進理性發展，進而保証社會理性發展的重要一環。社會發展必須處理好目標選擇和現實條件之間的關系，使其真正做到理性地發展。

2.認識與價值的矛盾。這也是人類理性活動中所特有的矛盾。人的活動總是一種自覺的能動活動。對於一個具體的實踐過程而言，實踐活動總是以經過思考並確立一定的目的為開端，而后運用工具對客觀對象進行改造，以求得目的的實現的。目的作為一種觀念形態，是主體根據自身的需要而設定的關於外部對象的未來圖景。實踐目的的確立必須以意識為前提，而意識既包括對象性意識，同時又包括自我意識。一般說來，目的總是在認識了客觀對象，並且把握了對象的屬性、本質的基礎上形成和確立起來的。沒有主體對客觀對象的這種意識，目的就很難正常產生。但是，僅有對象性意識還不足以形成目的，因為要確定是否實際地改造、佔有對象，是否付諸行動，還要考慮到自身的能力和條件。這就是自我意識。完整的、合理的目的應該是對象性意識與自我意識的統一，人們也正是在對象性意識與自我意識的相互作用中不斷修正和完善實踐目標的。

實踐目的的構成不僅包含著主體對客體的意識關系，而且也包含著主體對客體之間的價值關系。實踐總是在一定的意識或認識的指導下進行的，而作為實踐開端的認識又是如何形成的？或者說，是何種動因驅使人們產生這樣的認識並據此從事實踐活動的？這就不能僅僅停留於認識關系之中，必須尋求認識之外的原因。恩格斯曾經這樣指出：“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志，總之，成為‘理想的意圖’，並且以這種形態變成‘理想的力量’。”﹝3﹞這裡所講的“理想的意圖”是作為實踐目的而出現的，它既體現了主體對客體的一種認識關系，也反映了主體對客體的一種價值要求。可以說，“理想的意圖”就是這兩者結合的產物。

認識關系與價值關系雖然是兩種性質不同的關系，但兩者又是互為前提、互相依賴的。一方面，主體對客體的價值需求並不是隨意產生的，而是以對客體的認識為前提的。沒有一定的認識為基礎，價值需求就會失去現實依據而變為非理性的沖動。而且，沒有一定認識為基礎，這種價值需求就根本提不出來。價值需求從根本上來說，並不像唯意志論主張的那樣決定於意志、情感，而是受歷史必然性制約的。這種歷史必然性不是先於和外在於人類存在的，而是在人類實踐活動中客觀地形成的東西。任何具有現實性的價值需求和價值理想，都必須遵循這種必然性，都必須以客觀對象的固有屬性和可能性的知識為根據。另一方面，主體認識的產生和發展，也有賴於價值需求。主體對客體的強烈價值需求，正是認識產生和發展的動力。認識的探索和對象的改造總是跟人的需要聯系在一起的，而這種需要的產生又是從人們對現存條件和自身的不滿開始的。“自古以來‘條件’就是這些人們的條件﹔如果人們不改變自身，而且如果人們即使要改變自身而在舊的條件中又沒有‘對本身的不滿’，那麼這些條件是永世不會改變的”﹝4﹞。這種對現存條件和對自身的“不滿”，以及由這種不滿引起的渴望，正是價值關系形成的基本動力。

由此可見，實踐目的問題內在地含有認識論和價值論。主客體之間的認識關系和價值關系就構成了理性的內在聯系或內在矛盾。這種矛盾實際上是人類實踐活動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矛盾的體現。從理論上講，人類實踐活動既是一個合目的性的過程，又是一個合規律性的過程，兩者應該是統一的。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兩者的關系並非那麼簡單。從歷史發展的長過程來看，要使主體活動合乎目的地發展並使這種發展真正能夠有利於主體目的的實現，必須使主體的活動合規律性地推進，違反規律的發展絕對不會成為合目的性的發展。就此而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並無二致。但是，實際情況並不完全如此，兩者背離的情況是常有的。從共時性的關系來看，合目的不見得合規律，合規律又不見得合目的。從歷時性的關系來看，人們的具體活動是一種完全有目的、預謀好的過程﹔而從其較為久遠的后果看，人們的活動又表現為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非預謀的客觀過程。目的與結果的不一致，反映了實踐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悖論性關系。這種悖論性關系始終貫穿於人們的實踐活動之中。在實踐活動中，人們總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首先提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目的性要求，而后據此進行對象性的活動﹔當目的性要求出現偏離以至違反對象本身的內在規律時，實踐的挫折與失敗往往會變為一種強制性的力量來校正目的的方向，使其與對象發展規律相一致。原有的偏離被糾正，新的偏離又可能產生，實踐的發展又會強制性地加以糾正，使兩者盡量趨向一致。人們的實踐活動就是在這種矛盾運動中向前推進的，發展的理性也是在這種矛盾運動中不斷發展並獲得內在活力的。

要合理地推進理性的發展，必須正確對待和處理好這種矛盾，使其真正發揮動力的作用。一方面，合目的性應當以合規律性為前提。目的之所以為目的，總是帶有一定的超前性、理想性，否則就不成其為目的。但是，目的再超前，也不可能離開客觀規律的制約，否則，再好的目的和願望也無法實現。另一方面，目的的提出和確立又不能囿於原有的規律性認識。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隻能對事物及其客觀規律達到一定程度的認識，隨著時間和條件的變化，認識的深度和廣度無疑會發生變化，因而認識的結果自然也會相應發生變化。因此，不遵循客觀規律隨意地想象、追求固然不對，但僅僅限於原有的認識和規范又是違反理性本性的。不注意反思原有的認識和規范，一味地循規蹈矩，並不是真正的理性行為。這就要求在原有規律性認識的基礎上加強自由探索，敢於打破常規，結合新的實踐和歷史條件提出新的認識和理念，進而形成新的目標追求以引導實踐的發展。在這裡，不僅理性本身得到了升華和發展，而且實踐活動也得到了創新和發展。

3.理解與批判的矛盾。理性就其基本的含義來講，是人們運用理智的力量對現實生活事物和現象（包括精神生活）的理解和把握。為了有效地利用和改造世界，首先人們必須認識世界，而要認識世界，就要借助理性的力量加以思考、探索，對其作出必要的闡釋和說明。然而，理性的作用並不僅僅限於對事物的理解和說明，它還有另外一項重要的功能，這就是批判的功能。理性之所以為理性，就在於它不是簡單地、輕易地接受和照搬某些結論，而是通過其特有的反思特性，敢於對原有的認識提出批判性的挑戰，從而修正和完善原有的認識，達到新的認識。理性所具有的這種批判性，恰好是保証人類認識不斷發展的生命力之所在。近代以來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興起，就是借助於這種理性批判的力量﹔此后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也是依靠這種力量。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批判，就沒有理性的進步，就沒有人類的進步。

理性的理解性功能和批判性功能在其性質是上不同的，前者側重於建構，后者則側重於解構。但是，兩者又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內在地交融在一起的。正確的理解和闡釋總是離不開合理的反思與批判。首先，從闡釋的對象來看，要保証闡釋的客觀性，必須按照對象的本來面目來反映對象。但何謂對象的本來面目？這並不是自然地、直接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的。由於對象的現象與本質是交織在一起的，而且有時假象遮蔽真相，因而要認識對象的本來面目，必須給以批判性的反思，對對象的真實性和客觀性予以准確的揭示。其次，從闡釋的前提來看，任何闡釋和說明都是從一定的理論預設出發的，但是這種理論預設並不總是不証自明的。它在一定條件下、一定范圍內可能是合理的，而在另外的條件和環境下則可能是不合理的，這就要求對前提進行批判性的審查，以免闡釋從其一開始就偏離正確方向。再次，從闡釋的過程來看，人們的每一次認識都只是認識過程的一個階段，它也許能說明對象及其發展的某個方面、部分、階段，而不一定能說明對象的全部或整體﹔它可能大致地或相對地說明對象，而不一定能完全徹底地說明對象。這也要求對特定歷史時期的理解和認識保持必要的反省，善於根據新的情況作出新的修正，不能在理解和認識上一勞永逸。

當然，合理的批判也不能離開正確的闡釋和理解。批判並不是一種簡單化的否定，而是理論上的剖析與評價，它試圖通過對原有理論、觀念的分析，揭露其內在的局限，指出其發展的方向和出路。要對某種理論、觀念加以批判分析，就必須對其有充分的了解和認識。如果根本不理解批判的對象，不理解對象問題的實質，那麼，這樣的批判就很難算得上是嚴肅的批判，且批判也沒有任何意義。另外，批判常常是從一定的理論前提出發，並按照一定的方法論來進行的，要保証批判的合理性，自然要求所依據的理論前提和基本方法論應當具有科學性。而這種科學性也隻能來源於理論把握的正確性。沒有這樣的正確理解和把握，就不可能產生出科學的批判，因為如果出發點和方法論就是錯誤的，那麼最后所導致的結果也必然是錯誤的。因此，合理的批判應當以正確的認識和理解為基礎。

總之，理性的理解性功能和批判性功能是不可分割地連在一起的。理性的理解主要在於正確地說明問題，而理性的批判主要在於不斷地提出問題，正是在這種不斷提出問題和說明問題的相互作用中，理性的矛盾不斷得到解決，理性自身也不斷自我超越，走向新的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兩種功能的內在矛盾並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証理性的正常發展，而要達到正常發展的目的，重要的是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如果過分強調理解與說明，可能導致理性的停滯、僵化。喪失了批判性，不能正確地提出問題、引導新的探索，就不會成其為真正的理性。因而保持一定程度的批判，對於理性的發展是非常有益的。但是，也要注意到，如果一味強調批判，也容易導致理性的混亂與動搖。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特定的理性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人們的認識和社會發展都必須堅守這種理念，否則就會失去基本理念的引導而變為盲目的活動。對於后現代主義浪潮的興起，應當審慎看待。對已有的原則、觀念進行批判性的反思，以適應新的發展實踐的需要，顯然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如果由此走向極端，將原有的一切理性觀念都推向解構和顛覆之列，則是一種非理智的行為。合理的批判絕不等於徹底的瓦解。有鑒於此，不能將理性作簡單化的理解，更不能將其作為過時的東西簡單地予以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