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比岱的《如何理解<資本論>？》哲學地解讀《資本論》，以結構主義的方法出色地開展了法國著名哲學家阿爾都塞提出但沒有完成的工作，為重新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歷程提供了一種新范式。如今，比岱被認為是歐洲大陸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左翼政治哲學家之一，日前，他就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西方左翼思潮的最新發展以及全新語境下的馬克思主義等話題接受了專訪。 吳猛

法國著名哲學家路易·阿爾都塞（LouisAl thusser，1918—1990）在1965年為《保衛馬克思》撰寫的序言中，曾斬釘截鐵地說：“在馬克思的著作中，確確實實有一個‘認識論斷裂’。”但在晚年，他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為這一斷裂“從未完成，而只是一種傾向”。促使阿爾都塞轉變觀點的人，正是當時的青年法國學者雅克·比岱（Jacques Bi det）。

當墨西哥哲學家費爾南達·納瓦羅（Fernanda Navarro）在一次對阿爾都塞的訪談中問及這一問題時，阿爾都塞答到：“正如我曾說過的，比岱的研究起到了關鍵作用﹔它從全新的角度來理解馬克思的著作。比岱接觸了大量資料，包括我們在20年前所不知道的未刊手稿﹔這些資料是令人信服的。”

阿爾都塞在這裡所提到的比岱的工作，就是后者出版於1985年的《如何理解<資本論>？》。在該書中，雅克·比岱以結構主義的方法出色地開展了阿爾都塞在《讀<資本論>》中提出但沒有完成的工作：哲學地解讀《資本論》。不僅如此，比岱還通過細致而富有創造性的分析，為重新理解馬克思的思想發展歷程提供了一種新范式。

30年過去了，當年的哲學新銳已成為法國思想界的一代名宿，被認為是“歐洲大陸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左翼政治哲學家之一”（阿萊克斯·凱利尼克斯語）。如今，比岱是西巴黎大學（原巴黎十大）榮休教授、《今日馬克思》雜志榮譽主編、“世界馬克思大會”主席。他的代表著除了《如何理解<資本論>？》之外，還有《現代性理論》（1990）、《一般理論》（1999）、《對於<資本論>的探討與重建》（2004）、《世界-國家：全球范圍內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2011）等。比岱30年來全部理論工作的目標，是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進行哲學探討，“為馬克思主義提供更具現實性的基礎和更加廣闊的當代視野”。他最引人矚目的理論貢獻是：在批判閱讀《資本論》的過程中，以阿爾都塞思想與法蘭克福社會批判理論為基礎，並廣泛借鑒當代思想成果，提出了一個以“元結構理論”為核心的現代社會理論體系。

日前，在復旦大學講學期間，比岱就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西方左翼思潮的最新發展以及全新語境下的馬克思主義等等熱門話題，接受了筆者的專訪。

金融危機僅在民族國家的范圍之內已無法得到解決

文匯報：對於全球金融危機，不同立場的思想家有著不同的理解。您是如何理解當前仍在蔓延的金融危機之根源的？

比岱：關於這場危機，我和我的朋友杜梅尼爾（G.Duménil）的共同觀點是，所謂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實質上是新自由主義的危機。

我們認為，新自由主義最初是二戰后逐步興起的一股思潮，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成為西方資產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成為近30年來資本主義制度構建的基本原則，同時，我們也用這個術語指稱當代居於主導地位的新型社會秩序。它的一個重要內涵是金融資本試圖以全球化的方式重新獲得霸權地位。

新自由主義在當代資本主義發展歷程中起著關鍵性作用：一方面，當代生產的社會化進程在新自由主義中繼續發展，甚至可以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推動企業全球性擴張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在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中具有至關重要地位的金融政策也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形成的。在這種國際秩序之下，民族國家對經濟已經失去了控制力，即便是美國也不例外。生產的“去區域化”導致美國貿易中出現大額逆差，而金融資本的全球流動則造成了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在金融方面的依賴及其本身的脆弱性。

事實上，當前仍在全球蔓延的金融危機正是始於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新自由主義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后果，如資本的無節制擴張、勞動者工資的下降、社會機構的坍塌以及失業問題的凸顯，等等。值得注意的是，當代社會的基本機制愈益復雜，上述問題或危機僅在民族國家的范圍之內已無法得到解決。

文匯報：西方社會左翼力量的興起，是否可以被理解為對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回應？

比岱：兩者當然有關系，不過，從現實層面上來看問題要更復雜一些。事實上，西方左翼力量的興起隻有在當代階級關系及其演變的大框架下才能得到理解。

在我看來，“統治階級”和“基礎階級”構成了當代社會兩大主要階級。統治階級又可以分為掌握財產的資產者與掌握管理技能和知識的權能者（compétents）。基礎階級則是指人民大眾。在民族國家的范圍之內，特別是在當代歐洲，我們可以看到，資產者特別是金融資本家掌握著根本性的社會權力，而權能者往往與基礎階級結成聯盟共同對抗資產者。

這一聯盟的基礎首先在於雙方立場的相對一致性，即，兩者都以掌握財產權力的資產者及其建立的居於主導地位的社會關系為對立面。基礎階級由於其受壓迫地位，自然是反抗資產者的主要社會力量﹔而權能者盡管也像資產者一樣擁有相當的社會權力，但這一權力與資產者不同，它是以在“所有人之間”建立“合理關系”、以超越“每個人之間”的“理性關系”為目標的力量。

這一聯盟的基礎也在於兩者的互補性：對於權能者來說，基礎階級所具有的反抗性力量也足以成為實現其目標的“手段”﹔而對於基礎階級來說，與公務員、企業管理人員和知識分子等為代表的權能者的結盟也使自己獲得了“組織性”的力量和運動的方向。歐洲左翼力量的興起與這一聯盟的建立緊密相聯。

文匯報：這種權能者和基礎階級的聯盟至今依然穩固嗎？

比岱：從歷史上看，基礎階級和權能者階層結成的聯盟大致建立於20世紀30和40年代。但如果我們審視現實的話，就會發現，情況已出現了顯著的變化。

就歐洲的情況而言，這與歐盟的建立和發展有關。二戰后建立歐盟的那些人都具有新自由主義思想，因此，歐盟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新自由主義空間﹔盡管同時它又是一個開放的空間，因而左翼人士也有可能利用它，但是直到目前為止，這一由歐盟開啟的宏大空間看起來仍由金融權力所控制，而左翼力量對這一權力的反抗仍在繼續。

迄今為止，歐盟范圍內的民族國家仍是一個有效力的空間，這個空間對人們更有吸引力，而對於公民權的保証而言，它的重要性還無法被替代。但從某種意義上看，歐盟顯然已超越了傳統民族國家的范疇，它以一種全新的方式延續並鞏固了新自由主義的統治。具有超民族國家特征的新自由主義在其表現形式上吸納了左翼所吁求的組織化和“社會-民族”的一些要素，在此背景下，歐洲的左翼力量開始出現分化，權能者階層越來越多地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從而出現內部分化，政治-社會的“精英”逐漸被“金融”所控制。這樣，權能者與基礎階級的聯盟正走向瓦解。

文匯報：當下歐洲的黨派政治是否反映了這一趨勢？

比岱：正是如此。政治合法性在當代的基本體現方式，是多數人的意見主導政府行為，但是在現代政治的歷史中，人們會發現這種所謂“多數”往往被以各種方式所扭曲，比如對選舉權附設性別、稅負或種族的條件等等。然而，不論是“左翼”政黨還是“右翼”政黨，都在以各種方式談論“多數”，它們都竭力不使自己與對手的差異被歸結為具有確定的經濟、社會和意識形態內容的“左右翼黨爭”。

事實上，我們也無法以某種確定的標准去衡量所謂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所謂“左翼”和“右翼”的區別，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資產階級和雇佣勞動者的分裂無關，而僅與統治階級內部的“兩極”即資產者和權能者的斗爭有關。隨著資產者所代表的財產的力量與權能者所代表的組織的力量此消彼長，它們各自的社會-經濟內容也在不斷變化。在兩者達成妥協、處於一種相對穩定的平衡狀態時，權能者與基礎階級就易於結成聯盟以對抗資產者，正如我們從上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所看到的那樣。但在“世界-國家”的背景之下，上述在民族國家之內實現的平衡被打破了，金融的力量壓倒了精英的力量，新自由主義成為統治階級的主流意識形態，“左翼”政黨所代表的也就基本是統治階級的立場了。對於歐盟的情況來說，每個歐洲國家都有兩個主要政黨，但整體上看，其政治可被概括為：具有西方特色的一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