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國家特征的“世界-國家”正在孕育過程之中

文匯報：在您的上述觀點中，“世界-國家”概念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一概念的內涵是什麼？它是一個假設或預言嗎？它與“世界體系”概念有何不同？

比岱：“世界-國家”並不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假設，也不是一個對於世界政府的預言。它所要描述的，是一種當代世界的內在趨勢：一個全人類層面上的、以資本主義為“法律”的政治共同體的建立。這裡的要點是：一方面，人類開始超越民族國家的特定領土與人口的限制，走向全球范圍內的政治共同體﹔另一方面，這一全球政治共同體的建立是以“異化”的方式開始的。

嚴格說來，“世界-國家”正在孕育過程之中，但它已對人類社會產生了現實影響。“世界-國家”不同於“世界體系”，后者是“國家間”的關系網絡，而前者則具有“國家”特征。“國際”關系中總是會存在一個或幾個中心，與此相應的是其邊緣地帶。比如中國和希臘都曾成為局部國際關系的中心，歐洲曾成為近代世界范圍內國際關系的中心，而美國則是新時代的中心。

有一種觀點，認為每一個體系都有自己的生命，中心統治著邊緣，邊緣拱衛著中心，而后邊緣逐漸強大，中心隨之衰落。這種對於歷史的循環式理解或許局部有效，但無法解釋當代人類社會的趨勢。事實上，我們已經無法再獲得諸如“在美國之后，誰將成為新的中心？”這樣的問題了。因為，當我們以唯物主義態度審視我們的生活時，就會發現，如果從現代性的發展來看，世界體系雖在當代社會依然佔據極重要的地位，但“世界-國家”的出現已使單純的“中心-邊緣”的分析模式失效了。

不過，應該注意的是，“世界-國家”與世界體系、民族國家之間並不是取代與被取代的關系，而是在當下展示出一種“共謀”和“混融”的關系，即，新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原則將三者裹挾在一起，為資本的剝削和逐利服務。要理解“世界-國家”，我們不僅要將這一概念中的“國家”與自由主義對國家的理解區分開來，而且還要將之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國家觀區分開來。但由於“世界-國家”是從當前的“世界-體系”的“中心-邊緣”關系中產生出來的，因此，我們不能拋棄“市民社會”、“公民”、“階級”這些概念以及對它們的分析，而要以唯物主義的態度對待全球化時代的人類新狀況。特別是，作為與整個地球有關、試圖成為政治共同體的人類共同體，“世界-國家”的“國家”一面日益凸顯，它內在於共同體，要求實現人類范圍內的自我管理。因而，在“世界-國家”階段，仍然會有一些“裝置”存在：一些是公共的，如聯合國﹔一些是私人性的，如制定股票交易規則的聯合會﹔還有一些是處理民族國家之間關系的法律。

文匯報：如此看來，您的“世界-國家”理論是您的現代性理論的發展和延伸。您的現代性理論能否避免歐洲中心主義？

比岱：我所理解的現代性，其基本含義是市場的力量與組織的力量（我將兩者視為現代社會的“元結構”，它們是理性的兩種工具化方式）之間的協調。現代性的開端，就在於市場和組織按照民族國家的形式構建社會的時刻。這就使我們得以從世界范圍、而不是僅僅局限於歐洲來看待現代性問題。

正如我在《世界-國家》一書中所強調的，按照我對現代性概念的這一界定，中國是最早出現現代性的地方：南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時期的國家開始扮演大地主、大商人與官員之間的協調人的角色，維持著兩者的動態平衡，而這正是現代性的起點。在歐洲，類似的情形則在大約兩個世紀之后出現在意大利的城市國家裡。不過市場與組織的協調並非如中國南宋那樣靠國家保証，而是通過經濟關系本身的“每個人之間的關系”和“所有人之間的關系”這種“二極性”轉化為經濟和法律-政治的“雙重面相”而實現的。城市國家的民眾的自治正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的。

因此，我對於現代性問題的分析不同於馬克思，即我不是從17世紀的英國、而是從13世紀的意大利開始分析社會政治意義上的現代性的。同時，我認為，對現代性來說，“開端”問題比“起源”問題更有意義，因為這裡並不存在某種“邏輯必然性”。我的現代性理論固然主要基於意大利的歷史經驗，但它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歷史中發現類似歷程。關鍵的問題在於，當兩個中介（市場和組織）相遇時，會發生什麼？事實上，市場和組織對於特定時期的人類而言乃是“公器”，因為人們可以通過這兩種中介發展人際關系。中國的深層機制與歐洲有所不同。不過中國也並非一個孤島：人們已無法再說現代性僅與西方有關了，事實上，中國目前也被市場和組織雙重邏輯所控制﹔同時，“組織”是權能者和工人之間的聯盟的基礎，但與歐洲一樣，在中國，這一聯盟也有弱化的趨勢，隨著經濟的發展，權能者與普通民眾的距離遠了。

文匯報：您所提到的對於馬克思理論的修正，是基於對當代社會變化的理解，還是出於您的理論構建的需要？

比岱：應當說兩者兼有，進一步說，兩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毋庸置疑，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資本主義分析中所具有的巨大力量，迄今不容輕視。但馬克思主義在當代要麼被理解為一種人道主義，要麼被理解為一種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社會-政治”理論框架。這兩種理解都隱藏著深刻的矛盾。

在我看來，《資本論》第一卷前半部分關於市場邏輯的分析無法與后半部分關於社會革命的歷史性表述自洽地統一在一起，“組織”在未經充分論証的情況下就被設定為克服勞動分工和市場交換所導致的諸多弊病的根本方式。事實上，市場與組織是現代性的兩極，同是現代社會形式的構成部分，因而兩者不能被割裂。人類解放的道路並非僅通過揚棄市場就能建立起來的。因此，我的理論工作的目標就在於，通過現代性理論的重建來重新奠定基礎。

我認為這對當代人類實踐也是具有意義的，尤其是，根據這一理論重建，我們不僅要歷史地看待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而且要重新理解和評價所謂左翼運動，尤其要澄清左翼運動與基礎階級的關系。

在“世界-國家”視野下，我們看到，屬於基礎階級的“霸權性話語”即共產主義正在凸顯。如果我們贊同馬克思，將共產主義理解為“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運動”的話，它就不能被理解為一種單純的歷史“趨勢”或一個最終要達到的目標。事實上，作為內在於現代性的實踐批判，共產主義並不存在於基礎階級的自覺實踐本身及其策略性視角之外。

我在這裡所說的“基礎階級”並非安東尼奧·奈格裡（Antoni o Negri）的“多眾”（multitude）概念。我對奈格裡充滿敬意，因為他對基礎階級很有感情。但我不得不說，他的“多眾”概念所強調的是雖擁有共同生活、但保持特殊性的個人的總體，而並不是對這一總體進行階級分析得到的結果。因此，當奈格裡強調“智力勞動”與共產主義的關聯時，實際上他並未看到“權能者”與統治階級的內在關系。另外，由於忽視了階級要素，奈格裡的“帝國”這一術語也頗為含混，實際上，它應被視為“世界-體系”和“世界-國家”兩者的混合物。事實上，對於人類解放事業而言，關鍵的問題不是擺脫階級分析，而正在於以恰當的方式恢復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方法，在於追問：基礎階級如何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控制組織，進而通過組織控制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