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成果二：當代官場小說的權力倫理

　　【導讀】

　　◆當下官場小說細致入微的權力描寫和權謀敘事，很容易導致讀者將其當作官場的升職寶典和教科書。

　　◆大量官場小說的出版和熱銷暗示了權力政治缺乏透明和規則的現實，主旋律反腐小說中的人民倫理在許多時候還只是藝術真實，飽受了千年人治的國民仍然為官本位和權謀文化所惑。

　　◆多數官場小說體現出來的是實用主義倫理，信奉權力膜拜論、權謀合理論、腐敗必然論。實用主義倫理的核心是傳統的官本位觀念和權謀文化。在熱衷權謀敘事的小說中，讀者對失去制約的權力喪失了反思精神，很難感受到建設現代政治文明的迫切性，也很難提高現代公民意識（如權利意識和法治意識）。

　　◆在部分官場小說中，權力腐敗問題的解決經常要依靠上級權力機關乃至中紀委甚至中央發話才能最終完成。這種大官治小官、權力懲治權力的模式，折射出依然頑固的人治觀念、重視權力政治而忽視權利政治的意識。精英倫理屬於新興的文化，這是最具有潛力和活力的權力倫理。這一倫理未來有可能構成主導文化的必要因素。

　　◆權力治理的核心是如何對權力運行進行有效的制度管理，使它按照授權者的願望規范地進行。權力腐敗的本源不是人性的惡，而是由於權力制度的設計和運行存在缺陷和問題。官場小說對權力的本質和權力制度應該有更開放的思考，而不能僅僅停留在權力膜拜論和腐敗合理論的層面上。

　　【正文】

　　官場小說是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代表。中國當代官場小說重在揭示權力的運作內幕，尤其是權力分配和治理的謀略、權力腐敗（權錢色的交易）和濫用的細節、領導批示的奧妙、權力平衡的建立等，勾勒出官場的傾軋、載刺、拔樁、篡奪、猜忌、彈劾、籠絡、設套、洗牌、控制等權力斗爭，官場小說已經構筑起一副“現代官場生態全景圖”。

　　敘述倫理反映的是“敘述故事和虛構人物過程中產生的倫理后果”。可以把當代官場小說的權力倫理概括為三種：人民倫理、實用主義倫理、精英倫理。

　　所謂人民倫理，就是在權力運行和治理中，把“人民利益至上”當作基本的道德准則，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這一倫理集中體現在“主旋律”反腐小說中。在此類小說中，反腐力量最后總是取得了勝利，權力秩序和民眾對執政黨的信心得以恢復和重建，體現出執政黨“權為民所賦，權為民所用”的宗旨。人民倫理主要出現在主旋律反腐小說中，但在其他官場小說中也不少見。在主旋律反腐小說中，小說主人公、敘述者、隱含作者的倫理處境往往是協同合作的，有血有肉的作者（真實作者）、敘事者、隱含作者、主人公的價值觀基本重合，其敘事也是可靠的，讀者閱讀時容易引起倫理認同。不過，在其他類官場小說中，小說人物的倫理處境、敘述者和隱含作者的倫理取向可能不一定一致，甚至發生了沖突，比如人民的權力倫理由腐敗分子之口說出來，這時對讀者而言就造成了強烈的反諷意味，讀者的閱讀倫理就顯得復雜起來。這種反諷不僅嘲弄了官場的神聖與庄嚴，很大程度上也消解和顛覆了官員所標榜的權力倫理，使讀者閱讀倫理也出現了接受和抵抗兩種維度。

　　實用主義倫理以利益至上為原則，將是與非、對與錯、善與惡的基本道德准則懸置起來，遵循官場游戲規則尤其是潛規則。持這種觀念的官員掌權主要是受利益驅動，做官只是謀生手段，與懲治腐敗、為國為民無關。這一倫理主要體現在細致描摹官場生態的小說中，代表作有劉震雲的《單位》、《官場》、《官人》、王躍文的《國畫》、《梅次故事》、《蒼黃》、閻真的《滄浪之水》、祈智的《陳宗輝的故事》、李唯的《中華民謠》、《腐敗分子潘江水》和小橋老樹的《官場筆記》、黃曉陽的《二號首長》等。在此類小說中，人民倫理經常無法取得主導位置，即使出現，也多是以反諷的形式出現。實用主義倫理的具體表現有：“權就是全”：權力膜拜論﹔“當官是一門技術活”：權謀合理論﹔“隻好壞起來，別無選擇”：腐敗必然論。一些作家的創作談也直接把腐敗的源頭推向了“原罪”和人性的惡。與主旋律反腐的小說不同，在大多數官場生態小說中，真實作者、小說主人公、隱含作者、敘述者的敘事倫理往往不是合作的，而是游移不定的，作者通過強烈的反諷，敘述者通過敘述暴力表現出的偏執的倫理選擇經常會把讀者置於一種尷尬的地位，給讀者帶來倫理的考驗，增加了閱讀焦慮。

　　精英倫理以對權力進行激烈的批判和理性的反思為主要特點。這種權力觀主要表現在《國畫》、《滄浪之水》、《蒼黃》、《侯衛東官場筆記》、《二號首長》等小說中。擁有精英倫理的主人公大多是新時代的知識分子，對權力有著深刻的認識和強烈的監督意識，還有那些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追求還未消泯的官員們，還有一些官員雖然也有過“灰色經歷”，但對權力和腐敗的反思卻非常深刻，甚至開始了大膽的權力制度改革。

　　以上討論的三種權力倫理，大致上可以歸屬於主導文化、殘余文化和新興文化。人民倫理屬於主導文化，滿足了執政黨希望保持人民團結、社會和睦的需要。由於契合了主導意識形態的立場，反腐小說也往往得到主導文化的認可。不過，在此類小說中，有一點經常遭到詬病：權力腐敗問題的解決，人民倫理的權力敘事，經常要依靠上級權力機關乃至中紀委甚至中央發話才能最終完成，總需要“青天”自上而下的支持，這種大官治小官、權力懲治權力的模式，折射出依然頑固的人治觀念、重視權力政治而忽視權利政治的意識。實用主義倫理屬於殘余文化，其核心是傳統的官本位觀念和權謀文化。這種殘余文化，有著主導文化無法用術語加以表達和確認的經驗、意義和價值，可能會危及、消解、沖淡弱化主導文化。精英倫理屬於新興的文化，這是最具有潛力和活力的權力倫理。對權力的治理和規范而言，這一倫理可謂意義深遠，它涉及到權力的教育、懲治、制約和監督各個環節，對官員“不願為”、“不敢為”和“不能為”等問題進行了制度上的思考。這一倫理未來有可能構成主導文化的必要因素。

　　（本文原發《文藝研究》2012年第4期）

　　系列成果三：新世紀以來中國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

　　【導讀】

　　◆狹隘的、盲目的民族主義潛藏著巨大的風險，它不僅不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還會破壞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

　　◆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共同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強大精神支柱，二者不可偏廢，要以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豐富民族精神的內涵，以免走向狹隘的民族主義。

　　◆要明確民族精神與狹隘民族主義之間的區別，前者包括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等，而后者往往鼓吹民族對抗。

　　◆引導大眾文化理性地表達愛國情感，既要展現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豪，又要體現出對普世價值的尊重，尤其不能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不幸抱以幸災樂禍的心理。

　　◆大眾借助民族主義所宣泄的不良情緒大都是由國內問題引發的，因而，它也始終存在著危及國內政治穩定的風險。

　　【正文】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斷引起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不管是抵制家樂福，還是護衛奧運火炬，都是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的集中爆發。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有一種近乎天然的聯系，因而，如果運用得當，它能夠激發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強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狹隘的、盲目的民族主義潛藏著巨大的風險，它不僅不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還會破壞中國“和平崛起”的國際形象，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提出，要“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隻有將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緊密結合起來，才能使其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支柱。因而，我們要將愛國主義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正確認識當前社會中民族主義的特征，並對之進行合理引導。

　　當前社會中民族主義的特征集中體現在大眾文化上，這是因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化的文化，具有迎合大眾社會心理的天性，新世紀以來，隨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不斷高漲，我們可以在暢銷書、電影、廣告、小品等各種形式的大眾文化作品中看到民族主義情緒的表露。而且，由於大眾文化具有強大的社會影響力，它又反過來使民族主義情緒在社會大眾中進一步發酵。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特征：首先，它們都把美國當成頭號民族敵人，並預言美國的沒落和中國的崛起﹔其次，它們都不講邏輯、無視事實，靠煽動情緒來激發人們的民族自豪感﹔最后，它們都鼓吹對抗，甚至放言戰爭，通過調動人們對近代以來屈辱歷史的記憶，追求一種同仇敵愾的動員效果。然而，新世紀以來，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也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變化，其中最為突出的是，雖然它們都斷言美國的衰落和中國的崛起，但這種民族自信心的支撐基礎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說90年代的自信主要來自對傳統文化的優越感，那麼，新世紀以來的自信則主要是由中國的經濟成就和美國的經濟“頹勢”雙向支撐的。

　　中國經濟總量世界排名的步步攀升和全球金融危機的深刻影響，構成了新世紀以來民族主義的重要背景，在此背景下，大眾文化中出現了一種新的敘事模式，我將之稱為“折返的尋夢之旅”。通過對葛優主演的兩部電影《大撒把》（1992年）和《非誠勿擾》（2009年）的對比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這種從“出走”到“回歸”的敘事模式。在《大撒把》中，很多年輕人奮不顧身地加入移民大軍，到大洋彼岸去尋夢﹔而到了《非誠勿擾》，當初加入移民大軍的主人公秦奮的尋夢之旅開始掉頭轉向。在電影之外，很多電視小品也都運用了同樣的敘事策略，比如，馮鞏主演的小品《暖冬》、《愛的代駕》、郭冬臨主演的小品《一句話的事》等。它們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把宏大的國家敘事轉換成兩性關系敘事，將國家的力量強弱與個人的性吸引力大小聯系起來，通過制造一種強烈的今非昔比之感，達到對當下中國的認同。

　　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民族自信常常與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攪合在一起，這在2010年的“春晚”上得到了排比式的釋放，在趙本山的小品《捐助》、姜昆的相聲《和誰說相聲》、郭冬臨的小品《一句話的事》中，都有奚落和調侃美國金融危機的台詞。雖然這些作品依然把美國當成假想敵，但它們所建構出來的美國形象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不再是一個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可惡的強者形象，而是成了一個不再具備競爭能力的、需要“借錢”的狼狽破產者形象。與之構成此消彼長關系的是，中國的形象變得越來越強大，這在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的態度變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在斷然“說不”的激切反應中，流露出的是弱者常有的不服之氣﹔而“不高興”卻頗有些威而不怒的意味，流露出的是強者慣有的傲慢。

　　許多論者都已指出，民族主義思潮既適應了轉型期中國社會內部整合的需要，又為大眾的不滿情緒提供了一個宣泄口，如果運用得當，它將能夠激發我們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大眾文化中的民族主義具有明顯的對抗性格，如此一來，它的情緒宣泄功能遠遠超過了它凝聚人心的作用。比如，立邦漆的廣告語“讓世界瞧瞧中國的顏色”，思念金牌水餃的廣告語“讓世界嘗嘗中國人的味道”等，無不在表達中國與世界之間的對抗。不難理解，這裡的“顏色”和“味道”都是巧妙的雙關用語，透露出一種爭強斗狠的復仇意味。這些廣告語反映出，當前社會中的民族主義情緒是復雜的：它既為民族的重新崛起感到自豪，又無法完全擺脫由屈辱歷史造成的心理陰影，而且心中總有一股無名的怒火不吐不快。

　　毋庸諱言，普通大眾很少能夠切身感受到來自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的壓力，相反，他們卻時刻經受著由房價飛漲、貪污腐敗、食品安全等國內問題帶來的煩憂，也就是說，大眾借助民族主義所宣泄的不良情緒大都是由國內問題引發的。因而，它也始終存在著危及國內政治穩定的風險，我們要積極引導大眾文化理性地表達民族情感，而不能盲目刺激大眾的非理性民族主義狂熱。

　　（本文部分內容原發《文化研究》第12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