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道路的問題上，毛澤東也得出了同十月革命不同的結論。十月革命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一樣，革命烈火都是首先在中心城市點燃，然后再擴大到其他地區，但這條道路在中國走不通。因為在中國的中心城市盤踞著強大的掌握武裝的反革命勢力，在那裡舉行起義，會使革命力量遭到滅頂之災，“左”傾路線下發動的幾次城市暴動遭到失敗，就是証明。中國革命必須避開反革命的鋒鏑，繞開城市，深入農村，在那裡建立革命政權，壯大革命武裝，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武裝奪取城市的獨特革命道路。新民主革命勝利后中國向何處去，是一個必須回答的理論和實際問題。毛澤東指出，由於新民主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勝利后必然會通向社會主義，兩者之間並不存在鴻溝，那種認為民主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仍需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成熟再舉行第二次革命的觀點是錯誤的。但由於中國經濟落后，革命勝利后又不可能立刻進入社會主義社會，而是需要經過一個過程，所以他說民主革命勝利后建立的共和國既非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又非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而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過渡形式，但卻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

　　這是一套完整的、系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它的主要部分是關於革命，但同時也涉及到了如何建國，是革命和建國相統一的理論。這一理論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合乎中國國情，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典范。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確立，使中國的民主革命既有了先進社會力量做領導，又有了先進理論做指導，這是新民主革命成功的兩大保証，是實現從舊民主革命向新民主革命歷史性跨越的關鍵。

　　三、正確評價辛亥革命和新民主革命在當代仍是一個重大課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革命免不了使用暴力，免不了造成社會一定的破壞和震蕩，這是毋庸諱言的客觀事實。有人據此否定革命，認為革命的代價太大，不如採取和平漸進的改良方式為好，這種觀點貌似有理，但它脫離具體情況抽象地議論改良和革命孰優孰劣，實則毫無意義。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是把問題放到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進行分析，隻有把問題放到中國近代史的具體條件下，才能找到正確的答案。改良雖也能對社會起到一些改進作用，在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具有進步性，但改良不觸動社會的根本制度，不破壞反動階級的統治根基，就中國近代史的具體情況說，既解決不了救亡圖存問題，也解決不了強國富民問題，作為權宜之計則可，作為變革社會的根本大計則不可。

　　改良再好，在近代中國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國近代史上想通過改良道路改變中國現狀的人，鴉片戰爭以來可以說是不絕如縷。早期的改良主義者和改良主義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康有為、梁啟超不必說，就連后來成為辛亥革命領袖的孫中山，也曾對“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0頁）的活動深表同情。五四運動時期，胡適也試圖走改良的道路，他和李大釗之間的“問題和主義”之爭，實質就是“改良和革命”之爭，胡適也是主張反封建的，他和李大釗之間的爭論不是要不要反封建，而是怎樣反封建。胡適雖也認為北洋政府是壞政府，主張要改革政治，但他提出的“好政府主義”，根本動搖不了北洋政府的統治。在蔣介石的反革命猙獰面目暴露之前，一些善良人士也曾對他抱有幻想，蔣介石上台，中間派中的多數是支持的，原因就是沒有識破他的真面目。但他上台后，既不反帝，也不反封建，連中間派要求的有限民主，也不接受，反而對革命黨人和革命群眾大肆屠殺，把孫中山一手締造的中華民國變成了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國家。在中國近代史上，從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到國民黨政府，有哪一個代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反動政府，會真心實意地或主動改良，或接受別人的改良主張，又有哪一個主張改良的人士不在現實面前處處碰壁？事實証明，和反動政府講和平、謀改良無異於與虎謀皮。

　　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概否定改良。馬克思主義認為，改良和革命是推動社會演變的兩種不同形式，前者是漸進的，后者是激進的。當社會處於相對平穩，階級斗爭並不顯露，統治階級出於自信對被統治階級還有一定程度的寬容時，改良這種和平漸進的方式是可行的，也能收到一定效果。而當社會處於劇烈動蕩，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反動階級已感到自己的統治岌岌可危時，他們不但容不得革命，也容不得改良，戊戌變法的失敗就是一例。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不在於贊不贊成改良，而在於有條件贊成，還是無條件贊成。有的改良主義者不管條件是否允許，一味頑固堅持，即使在現實面前碰得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康有為就是改良主義一條道走到黑的典型，從“公車上書”的領頭人到辛亥革命的反對者，最后墮落成為頑固的保皇派，康有為的這一蛻變過程，折射了改良主義從進步走向反動的歷史軌跡。

　　認為改良比革命好的一個重要依據是革命使用暴力，而改良可以避免暴力。改良是可以避免暴力，卻達不到根本變革的目的，何況最終也不為反動統治者所容。在這種情況下，隻能選擇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可能做到溫良恭儉讓。革命所到之處，摧枯拉朽，總會引起社會的一定破壞和震蕩，但這是必要的，不這樣又怎麼能蕩滌污泥濁水，清掃歷史垃圾，換來一片新的天地？馬克思主義認為，不能反對一切暴力，要看是反革命暴力，還是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是殘害人民、鎮壓革命、屠殺革命者的罪惡工具，必須堅決反對。而革命暴力則是摧毀舊制度、破壞舊勢力、催生新事物的戰斗武器，必須予以肯定。100多年前，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把暴力一概視為“壞事”的觀點時指出：“暴力，用馬克思的話說，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婆﹔它是社會運動借以為自己開辟道路並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527頁）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革命暴力作出的科學結論。

　　回顧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我們就會緬懷在革命中犧牲的先烈，為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富裕，他們前仆后繼，視死如歸。他們的革命選擇不容質疑，他們的犧牲精神不容褻瀆。我們要弘揚他們的革命精神，繼承他們的革命傳統，把中國的事情辦得更好，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不懈努力。隻有這樣，才能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