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兩次偉大的革命。兩次革命雖性質有別、結局迥異，但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中國的命運，其歷史功績，必將彪炳史冊。
　　一、辛亥革命雖是舊民主革命，但它推翻封建帝制、開啟民主共和的歷史貢獻決不能否定
　　鴉片戰爭是我國近代史的序幕，也是近代中國民族屈辱史的開端。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從封建社會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列強侵我國土，戕我人民，掠我財富，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為了探索救亡圖存之路，曾出現過三種社會運動形式，這就是胡錦濤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所概括的：不觸動封建根基的自強運動和改良主義、舊式的農民戰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其中，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革命最為重要。
　　孫中山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杰出代表，他的革命思想有一個形成過程。他也曾對清朝政府抱有幻想，甚至上書李鴻章，把革新的希望寄托在這個封建上層官僚身上。后來他從西方列強侵略日甚一日、清朝政府喪權辱國、人民苦不聊生的現實中，“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遂得出結論：“目前中國的制度以及現今的政府絕不可能有什麼改善，也決不會搞什麼改革，隻能加以推翻，無法進行改良。”（《孫中山全集》第1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52、86頁）從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從同盟會成立到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組織過多次起義，均告失敗，但他沒有動搖。為了指導革命，孫中山提出了包括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是“顛覆”滿人統治，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民族獨立的國家”﹔民權主義的主要內容是推翻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民生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平均地權、發展實業等。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綱領，代表了這個階級的政治和經濟訴求。孫中山的革命意志雖堅定，革命綱領也較明確，但他的革命抱負最終沒有完全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注定了它無法戰勝有西方列強做靠山的反動勢力，革命的果實被一批封建余孽、軍閥政客所篡奪。革命后連年的軍閥混戰，使原本已混亂不堪的局勢變本加厲。由北洋軍閥組成的政府，實質上是封建專制和形式上的議會民主結成的怪胎，民主共和至此已名存實亡。在孫中山最困難的時候，是蘇聯和中國共產黨伸出了援手，促使他由原來的“向西方學習”轉向“以俄為師”，改組國民黨，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為三民主義注入了新的革命元素。但由於反革命勢力過於強大，孫中山的努力沒能挽救舊民主革命失敗的命運，舊民主革命走到了盡頭。隻有棄舊圖新，另辟蹊徑，中國革命才有光明前景。隨著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台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中國革命終於迎來了曙光。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徹底的革命，說它不徹底，因為它雖名為民主革命，卻既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解決民族獨立的問題，也沒有消除封建壓迫，解決人民解放的問題，工農勞苦大眾的悲慘處境，沒有因為革命而有任何改善，這種不徹底的革命必然會以失敗告終。盡管如此，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決不能一筆抹殺。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使中華民族從此擺脫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羈絆。那些封建余孽復辟帝制的白日夢不止一次地被粉碎，就因為民主共和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歷史已經不可逆轉，中國再也不會倒退回封建帝制時代，這是辛亥革命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辛亥革命的意義還在於，它提供了一種歷史參照，這就是在近代中國，不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不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革命不可能真正成功。一句話，中國需要一次蕩滌半殖民地半封建污泥濁水的更加猛烈更加徹底的革命。
　　二、新民主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歷史功績當永遠銘記
　　從舊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的歷史性跨越，從客觀上說是適應了中國社會變革的需要，從主觀上說是因為出現了能夠領導中國社會變革的先進社會力量和能夠指導這一變革的先進理論。先進社會力量就是無產階級。辛亥革命發生之際，中國的無產階級力量還較薄弱，到五四運動時，它已發展成為一支重要政治力量，並在“六三運動”中登台亮相。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相結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中國無產階級有了自己的先鋒隊組織，政治上更加自覺，行動上更加堅定，已經能夠擔負起徹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領導重任。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及其對革命的堅強領導，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另一個決定因素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正是由於有了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革命運動才得以蓬勃開展。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創立者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杰出代表。在目睹了辛亥革命的失敗后，他認識到，三民主義救不了中國，中國革命需要新的革命理論作指導。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和不少先進分子一樣，毛澤東選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的成功給中國革命提供了一個樣板，不少先進分子從中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但俄國社會和中國社會畢竟處在不同發展階段，革命的性質和任務不可能相同，因此，既要走俄國人的路，又不能照抄照搬他們的經驗，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此都進行過探索，但真正從理論上系統解決這個問題的是毛澤東。
　　毛澤東從中國社會的性質分析起，得出了關於革命對象、革命性質、革命領導階級和同盟軍、革命道路等一系列新的重要結論。他指出，鴉片戰爭后中國社會已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這一社會性質，革命的敵人依舊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革命的任務是推倒這三座大山，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因此，這一革命不同於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仍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中國的民主革命不能由它來領導，辛亥革命的失敗就是教訓。因此，這個革命隻能由具有徹底革命性的無產階級來領導，領導力量發生的改變使這個革命雖仍屬於民主革命，但已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民主革命。新民主革命面對的是十分強大的反動勢力，無產階級不能孤軍奮戰，必須聯合一切革命階級、革命力量組成革命同盟軍，才能戰勝敵人。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這不僅因為農民在中國人數眾多，而且因為農民在舊社會受壓迫最深，他們具有參加革命的迫切願望。在中國歷史上，農民曾舉行過多次起義，但因為自身小生產者的局限性，農民起義的結局不是慘遭失敗，就是腐化變質，而廣大農民仍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農民才能真正走上革命道路並改變自己命運。在革命同盟軍中，民族資產階級具有特殊復雜性，由於深受三座大山壓迫，民族資產階級具有一定的革命願望和要求，但中國民族資本的不發達和力量的薄弱，使得它又具有明顯的軟弱性。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兩面性決定了無產階級必須採取相應的政策和策略——既要團結它一道參加革命，又要防止它在革命中的動搖性，更要警惕它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后來的實踐証明，這一點很重要，是決定革命成敗的關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