誤讀誠信：個人道德還是利益約束？

　　對誠信的需要，人人有體會。但對當今誠信為何減少，一般指責者多，深入研究分析者少，故而誤解不少。比如，一種誤解是錯把效忠當成誠信。誠信與效忠的根本不同在於兩點：第一，效忠指向個人，而誠信指向規則和原則。效忠關注的是忠誠施予的對象，誠信關注的是公共利益，即所有人的所需。因而完全可能發生這種情況：不忠，但卻維護了誠信。第二，效忠指向縱向個人間關系，而誠信指向橫向公共關系——無論是交易合約（經濟人或者組織之間），信息披露（媒體和受眾之間），司法事項（法律當事人之間），或者政治過程（候選人和投票者之間、有權者和無權者之間），誠信都不是指私人之間的忠誠，而是公共社會中個人和組織之間交往中的誠實有信。

　　另一個誤解，是用個人道德墮落解釋誠信危機，進而主張通過道德重建來恢復誠信。這個論點不能說全錯，但隻會對少數人有用，原因是道德依賴個體內在的約束，但公共約束性弱﹔而誠信屬於公共道德，公共道德的維持顯然無法依賴“柔軟”的自我約束。

　　顯然，提高誠信更切實的方法是建立利益的約束，利用人們普遍的趨利避害動機，讓不守信的行為最終破壞其自身利益。用經濟學的話說，就是提高不守信者的成本——破壞其未來利益獲得。事情顯而易見：如果提供假資料者繼續擔當要職，提供假成績者繼續獲得學位，提供假新聞者繼續把持媒體，簽了合約者可以不履行又逃之夭夭，給出承諾者可以不兌現亦不受任何影響——不約束這些失信，就是傷害守信，如此怎麼可能維護守信道德？是故，沒有原則的制度比沒有原則的個人危害更大，因為這樣的制度可能“激勵”更多的人不再堅守原則。

　　因此在誠信問題上，把重心放在制度道德而非個人道德上更有效。用利益約束的制度體系建設，支持誠信者的利益，打擊失信者的利益，遠比在道德上頌揚或者指責他們更有效。原因在於，有道德的制度不僅可以打擊失信者的利益，而且可以激勵守信者的道德。在這個意義上，好的利益約束機制比好的個人更可能承擔起維持誠信的功能。

　　社會關系約束

　　人們不免會問，為何傳統社會的誠信比今天好些？難道是制度比今天的更佳？

　　我的回答是，傳統社會中特殊的約束誠信的規則在發揮作用。比如村社或單位居住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人們密切來往，共同體內相互間的利益交織，形成相互聯系的社會網絡，它非常容易形成人際關系“抵押”約束和信用歷史約束。

　　人際關系抵押不同於物品的抵押，但功能相似：長期生活的親屬鄉親和長期工作面對的伙伴同事，都屬於難以“退出”的關系，在這個圈子裡，欺騙行為會傷害很多人的利益，直接導致他們的關系受損，人們當然要採取行動防范——或者懲罰、或者施以壓力糾正它。因而這種社會關系網是一種監督機制，排斥品行不端的人。大家生活在一起，需要相互照應，每個人的長期利益都需要依賴這些關系獲得。如果被社會關系網排斥，或者個人的壞聲譽到處流傳，不良信用歷史會成為街頭巷議的內容，這意味著破壞自己社會關系或社會支持系統和長遠利益。如果欺騙者逃掉，切斷了這些關系，共同體中的社會網絡也無法分解，和行騙者有關的任何人都可能成為代受懲罰的目標，成為失信者的犧牲品。這就是“抵押”的效應，它不是物品抵押而是人員和關系抵押。在這種約束下，人們失信等於傷害自己和與自己有關的人，自然不會輕易這麼做。

　　可以例舉山西票號的用人規則說明上述約束。山西票號高峰時期，分號遍布山西以外的省城甚至國外。但他們的用人十之八九出自山西本地，且有規定如下：在同一票號內，用鄉不用親，外差不准帶家屬，個人收入存入總號，家信通過總號中轉，經嚴格審查歷史或有擔保后錄用，一旦發現信用問題，體制全部分號排斥此人，永不錄用和發生交易。這些規定顯然意在失信防備，採用的正是社會（親屬）關系抵押或信息流動控制和收入抵押的約束。

　　但是，社會網絡的約束作用隻能發生在高度互動、相對靜止的環境下。這種約束在今天已經難以發揮作用，原因是社會成員的流動性高，他們不再永久居住在一個相對穩定或封閉或熟悉的共同體中。在開放和流動的環境下，信息控制更難進行，由於關系抵押品不在，對失信者實施懲罰也變得不容易。所以傳統體制的約束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