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重大緊急問題，及時提出政策建議。1994年前后，我國通貨膨脹形勢嚴峻，中改院提交了“在經濟快速增長中有效抑制通貨膨脹的50條建議”，受到國家有關部委的高度重視。1995年，在國有銀行債務風險成為社會關注的重點問題時，我們通過廣泛交流、借鑒比較，提出了“以解決不良債務為重點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30條建議”，提出通過債務托管解決不良債務以推進銀行商業化、股份化的建議。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我們還提出，我國傳統的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我國面臨投資主導的增長方式終結、出口導向的增長方式終結和以GDP為目標的增長方式終結的挑戰。為此，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重要的是在政策調整中加快推進一攬子改革。這個“以改革應對危機的建議”，受到多方面的關注。

　　順應社會發展趨勢，進行戰略性、前瞻性研究。戰略性、前瞻性研究，是順應社會發展趨勢，把握改革時機、掌握改革發展主動權的重要基礎。2003年SARS危機后，我們強調要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提出了政府轉型的系統思路和相關政策建議。社會建設問題，是近年來理論界關注的重點。2004年，我院提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念，建議加大公共服務投入，建立惠及13億人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同時，還對發展方式轉型進行研究，為國家“十二五”規劃起草提供重要參考。

　　重視基礎理論研究，提供改革研究新視角。基礎研究是創新研究的基石和后盾。中改院歷來重視改革問題的基礎研究，不斷加大創新力度。比如對市場經濟進行系統研究，1993年陸續出版了《走向市場經濟的中國》一套10本中英文叢書，深入探討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提出“公有制實現形式”等重大理論和改革思路。近幾年，又先后提出當前已由私人產品短缺轉向公共產品短缺﹔確立民富優先的改革發展導向﹔以實現公平與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為目標，推進二次轉型與改革等重要理論觀點。這些觀點和思路，有的已經成為多方面的共識，有的引起了廣泛關注和討論。

　　記者：改革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需要更好地發揮研究機構的作用。對於如何辦好這類研究機構，您有何看法和建議？

　　遲福林：研究機構的發展與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緊密相聯。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把改革開放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將有力促進研究機構的發展。辦好研究機構的要素有很多，結合中改院的發展情況，我認為，有三個關鍵要素。

　　服務改革發展大局，參與改革實踐。改革開放是深刻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偉大革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中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為研究機構的發展提供了土壤。研究機構隻有堅持正確的研究方向，服務改革發展大局，才能走遠走好。我們自己常說，中改院是中國改革的產物，是改革開放的大環境為中改院提供了成長土壤，使我們能為國家、為社會、為企業做些有益的事情。

　　創新體制機制，凝聚多方力量。單個研究機構，即使人再多，能做的貢獻還是有限的。所以，要利用社會資源，利用方方面面智力機構的智慧，利用他們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來綜合、吸納，形成一些好的智慧、好的理念、好的主意。因此，創新研究機構的體制機制，以凝聚、調動各方面關心和支持我國改革事業的力量，是辦好研究機構的重要因素。中改院自成立開始，就堅持用改革辦法辦院，探索科學發展的路子，形成了“獨立性、網絡型、國際化”的體制機制。所謂“獨立性”，是指機構獨立、研究獨立、人事獨立，遵循中央對改革的總體部署，獨立客觀地開展改革研究﹔所謂“網絡型”，就是廣泛聯絡對改革研究有造詣的專家學者，直接或間接參與研究﹔所謂“國際化”，就是增強改革研究的國際化視野，廣泛開展國際合作項目，加強國際間的交流，提高機構的學術影響力。

　　培育團隊文化，打造責任團隊。改革從來不是一帆風順的。同樣，學術研究機構的探索，不可能沒有風險、沒有困惑、沒有壓力。這就需要學術研究團隊具有歷史責任感，能以改革發展為己任，把自身價值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結合起來，為黨、國家、人民的事業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中改院就有這樣一支學術研究團隊。他們在深入研究改革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實現自身價值，形成了胸懷改革使命、熱忱改革奉獻、充滿改革活力的奮發向上的團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