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同志在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結束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推動了近代中國社會變革。”“1921年，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中，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從此，中國人民有了用先進理論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中國革命出現煥然一新的面貌。”100年來，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充分証明了中國共產黨引領社會發展進步的先進性，也昭示了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形成是歷史的必然

　　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一些愛國志士仁人率先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邁上了向西方學習、探索救國道路的漫長歷程。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種學習主要體現在器物層面，制度層面的政治變革還在醞釀之中。19世紀末，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維新派對政治發展的西方樣式作出積極反應，主張以君主立憲制取代君主專制制度。但是，歷史沒有給資產階級維新派引領中國走上這條政治發展道路的機會，戊戌維新很快就以失敗而收場。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開啟了近代中國政治發展的新紀元。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目睹清王朝統治下中國社會的黑暗，深刻認識到不推翻封建專制統治，民族恥辱難除。孫中山指出，“中國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國”。這一目標也使辛亥革命超越了此前的農民戰爭、自強運動和改良維新，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結束了君主專制，選擇了共和﹔廢掉了皇權，倡導了民主﹔動搖了人治秩序，制定了《臨時約法》。這些革故鼎新的變革，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具有顛覆性的意義。1922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表時局主張時指出：“因為人民受了外來的政治力經濟力壓迫的緣故，對於政治上的感覺力與組織力漸次發展，在封建政治下的改良運動便進步到民主革命運動，畢竟推倒了幾千年因襲的帝政。那次革命（按指辛亥革命），在中國政治史上算是開了一個新紀元。”

　　辛亥革命使擁有數千年君主專制歷史的中國終於走向共和。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在轉向西方樣式后不久就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病態。袁世凱竊奪辛亥革命果實后，中華民國初年共和制實踐的結果是“共和其名，專制其實”。效法西方的內閣制完全被操縱於袁世凱股掌之中，組閣可以隨心所欲。官僚政客投機鑽營，政治烏煙瘴氣。以同盟會為基礎建立的國民黨試圖將西方多黨制拿到中國來實行，結果在“宋教仁案”的血濺中遭遇破滅。中華民國初年搞過多次議員選舉，但或武力恐嚇或賄賂盛行。共和制混亂糟糕的實踐，使曾經憧憬民主政治的愛國志士仁人大失所望。孫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覺悟，道出了對辛亥革命后政治轉型失敗的遺憾。從1911年到1927年，中國政治發展受到軍閥統治的左右。

　　從1927年至1949年，中國政治發展在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形成專制獨裁的局面。國民黨政權在政治上壓制民主，打擊反帝反封建革命運動，迫害愛國進步知識分子，限制黨派和民主人士的自由，制造各種流血事件。在此期間，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為爭取民主而不斷抗爭。抗日戰爭勝利后，他們中的一些人提出“中間路線”，再次想走西方的政治發展道路，但殘酷的現實又一次証明這只是一種幻想。歷史的結論是：中國政治發展隻能走自己的道路。

　　近代歷史上，向中國人民揭示政治發展道路光明前景的是中國共產黨。從一定意義上說，中國共產黨是辛亥革命未竟事業的忠實繼承者。為了擺脫國家落后、民族屈辱、社會紛亂的局面，為了改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黑暗政治，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先進理論為指導，緊緊依靠人民，先后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行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開創、堅持、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三件大事的完成和推進，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也使中國的政治發展道路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建立起來，確定了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基本框架。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中國政治發展注入了強大活力、創造了寬闊空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新時期生長成熟起來。

　　辛亥革命以來的百年歷程告訴我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歷史的選擇，是人民的意願。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