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態度

　　竹林七賢雖然被后人視為一個群體，而且又被陰澹貼上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標簽，但仔細分析，七賢的人生態度卻不盡相同。

　　陰澹曾經用“豪尚虛無，輕蔑禮法”八個字概括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對於山陽之游時的竹林七賢來說，這樣的概括大抵是不錯的。漢末以來，禮崩樂壞，人心思亂，而主張清靜無為、返璞歸真的老庄哲學則大行其道。受其影響，竹林七賢崇尚老庄，質性自然。阮籍、嵇康尤好老庄，人所共知﹔向秀雅好老庄，為《庄子》作注，“發眀奇趣，振起玄風”，使“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劉伶、阮咸皈依老庄，自然淡泊。劉伶在對策之時，還盛言“無為之化”，結果竟“獨以無用罷”。至於山濤和王戎，雖然皆是西晉官場中人，官高位顯，攝居要津，但他們在和嵇康、阮籍等人共為竹林之游時，無不以自然為尚。即使是后來高居廟堂之上，同樣也是心屬老庄。王衍曾這樣評價山濤：“此人初不肯以談自居，然不讀老庄，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看來，老庄精神已經完全內化為他們自覺的思想意識。

　　竹林七賢雖然被后人視為一個群體，而且又被陰澹貼上了“豪尚虛無，輕蔑禮法”的標簽，但仔細分析，七賢的人生態度卻不盡相同。這一點可以從他們的政治態度得到証明。嵇康是曹操的孫女婿，年紀輕輕就步入官場，官拜中散大夫。按照常理，“學不師授，博覽無不該通”的嵇康正可以在官場上有一番作為。但是，嵇康卻成了竹林七賢中最不願意涉足官場是非的人物。他娶長樂亭主之后，不久即移居山陽，遠離了是非之地，過上了不過問政治的處士生活，直至最后因鐘會構陷被殺﹔“少年好詩書”的阮籍是一個十分復雜的人物，他既崇尚老庄，輕蔑禮法，又無力跳出儒家思想的框范，對政治則不免是外冷內熱，既心有戚戚焉，又竭力拒之﹔向秀、劉伶、阮咸之輩皆曾是官場過客，對政治並不是特別熱心。嵇康遇害后，與嵇康感情甚篤的向秀一時“失圖”，應郡舉入洛，司馬昭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向秀回答說：“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令司馬昭大為感慨。山濤和王戎對政治則很有熱情，竹林之游結束后，他們先后步入仕途，在強敵環伺、險象叢生的西晉官場以老庄哲學自守，故能游刃有余，步步高升，直至位總鼎司，且能皆得善終。

　　就對曹魏和司馬氏的態度而言，竹林七賢中真正忠於曹魏者不多。如果說有，嵇康或許可以算一個，終身不與司馬氏合作，可謂明証。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他與父親一樣，是曹魏之臣。但阮籍非常明白當時的形勢，尤其是“高平陵之變”以后，阮籍對曹魏和司馬氏的態度沒有明顯的好惡，即使傳說他醉酒草就的《為鄭沖勸晉王箋》，在盛贊司馬昭“翼輔魏室，以綏天下”功德的同時，也不忘附綴兩句折中的話：“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勛，超乎桓文”﹔向秀、劉伶、阮咸皆由魏入晉，他們既無遺民心態，亦無貳臣之想，歷史興替，魏晉易代，皆作等閑看﹔山濤和王戎在曹魏時期默默無聞，至西晉始青雲直上，故對晉室忠心耿耿，竭盡股肱之力。山濤執掌吏部十余年，前后所選幾乎涉及朝中百官，卻能“舉無失才”，為西晉初年的短暫升平作出了重要貢獻。王戎為官頗受詬病，但他對晉室的忠心卻不容懷疑。晉惠帝司馬衷自蕩陰蒙塵之后，王戎始終追隨而不棄之，“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若，未嘗有懼容”，著實難得。

　　處世方式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賢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現這一特征的，就是談玄和飲酒。

　　人生態度是人們對人生與社會的基本觀點與看法，處世方式是人們在社會文化生活中表現出來的本質特點。人生態度不同，其處世方式也就必然會有差異。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大抵相近，處世方式也趨於一致，最恰貼的表述應是嵇康所說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具體表現為任情和率性。

　　任情和率性是竹林七賢的共同特征，而最能表現這一特征的，就是談玄和飲酒。哲學觀念上的皈依老庄，使竹林七賢對暢言玄理有特殊的嗜好，阮籍著有《通老論》、《通易論》、《達庄論》和《道德論》，嵇康有《養生論》、《言不盡意論》，阮咸有《易義》，向秀有《儒道論》、《周易義》，等等。在談玄方面，七賢與時俊相比亦是不遑相讓。即使是不讀老庄、不以談玄自居的山濤，其發言吟詠亦往往暗與老庄之旨相合。至於飲酒，更是竹林七賢的“金字招牌”。竹林七賢生當魏晉之際，深知既然無法延長生命的長度，便通過飲酒來增加生命的密度。阮籍好酒，知步兵營廚有酒，便求為步兵校尉。司馬昭要與他攀親家，他不好拒絕，就以醉酒拒之。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籍與王戎時常到其酒店飲酒，醉后便眠於婦側。其夫開始感到很可疑，暗中觀察，方知阮籍終無他意﹔劉伶嗜酒如命，飲酒之后，脫衣裸形在屋中。有人看見后譏笑他，劉伶說：“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衣，諸君何為入吾中？”他常乘一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雲：“死便掘地以埋！”阮咸亦能飲，一次，宗人共集，以大瓮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阮咸便隨之而上，一同飲之。山濤能飲酒八斗，可謂海量。晉武帝想試一試其酒量，令人暗中在八斗之外再加酒，山濤卻是盡其量而止，不肯多飲。在竹林七賢中，山濤飲酒大概是最有節制的了。

　　既要任情和率性，則不免給人“簡傲”之印象。阮籍與王戎共飲，推杯換盞，言笑甚歡。兗州刺史劉公榮當時也在座，卻是杯酒不得。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有人問阮籍為何如此，阮籍回答說：“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惟公榮，可不與飲酒。”其所回答，頗具玄理意味。嵇康與向秀在大柳樹下打鐵，鐘會來訪，嵇康半天不理他。鐘會無趣，隻好離去。這時，嵇康才發話，問道：“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的回答也頗耐人尋味：“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任情和率性很難拿捏得恰到好處，稍稍過之，便近乎狂放和任誕了，而一入此途，便為世俗所不容。阮籍為母守喪期間，飲酒食肉，遭到何曾的彈劾。何曾還當面指責阮籍：“卿恣情任性，敗俗之人也。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徒，何可長也？”阮咸居喪期間與姑姑的鮮卑侍女私通，后又騎驢追之，一起乘驢子返回，不僅惹得世議紛然，而且導致阮咸長期沉淪閭巷。當然，世俗之見未必公允，如阮籍叔嫂通問，竟然也引起世人非議，就有點“道學”的味道了。

　　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曾經令許多人感到不爽。批評者有之，指責者有之，攻擊者亦有之。最為典型者是元代歷史學家郝經，他對何晏、王弼與嵇康、阮籍等人大加撻伐：“漢魏之季，何晏、王弼始好老庄，尚清談，謂之玄學。學士大夫翕然景向，流風波蕩，不可防制。於是嵇康、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皆一時名流，跌宕太行之阿，號竹林七賢，蔑棄禮法，褫裂衣冠，糠粃爵祿，污穢朝廷，婆娑偃蹇，遺落世故，顛顛痴痴，心死病狂。乃敢非薄湯武，至於敗俗傷化，大害名教。或臨喪而劇飲，或途窮而慟哭，或箕踞而為鍛，或荷鍤以自埋，解弛樂浪，曠然以為高。”

　　雖然后人對竹林七賢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多所批評，雖然很多人並不欣賞竹林七賢的所作所為，但竹林名士風流卻愈扇愈熾，流及百代，並逐漸演化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符號，隻要一提及魏晉，人們就會很自然地想起竹林七賢，想起他們的人生態度和處世方式，想起一個時代的名士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