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在２１世紀的發展前景

關於儒學的發展前景問題，８０年代以來，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是談論得最多的學者之一。拿杜維明的有關言論同蔣慶“復興儒學”的綱領作一比較是很有意思的。

杜維明從產生於“軸心時代”的人類幾大文明在２０世紀都有“歷久彌堅的生命力”，推論出產生於同一時期的儒家文化亦將有“第三期發展”之光明前景的結論。但在具體談到儒學在中國的現實處境時，他又一再說最多隻看見了“一陽來復”的契機，“大概至少也得一百年后才能看出某些比較明顯的跡象”﹝⑦﹞。他提出了“儒學要進一步發展，必須先在國外的某些地方發生影響，即……要經過紐約、巴黎、東京，在外面取得了發言權，再回到中國來”的構想，也就是說，對於儒學在中國的最近前景並不表示十分樂觀。蔣慶的估計比杜維明要樂觀得多。他看到的是“儒學復興”從梁（漱溟）、熊（十力）開始，經過唐（君毅）、牟（宗三），一直到現在的杜（維明）、劉（述先）的“節節勝利”，認為儒學的當前使命不是走向世界，而是要回到自己的故鄉中國大陸，“去實現其悲天憫人的崇高使命”。在他看來，“現在的儒學復興已經發展到了返鄉復位的關鍵時刻”，“整個儒學一百年來的第三次復興運動……大功告成、圓滿結束”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要在中國大陸復興儒學，就不能回避它同當今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問題。蔣慶提出了“取代”說，明確主張“儒學應取代馬列主義成為中華民族的正統思想”。杜維明所謂“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實質涵義是要使儒學在中國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未來發展中取得“文法”的地位，這就意味著將要改變馬克思主義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今日中國文化格局，那麼這種觀點實質上也是一種“取代”說。但在談到儒學與多元文化的關系時，杜維明主張儒學要同其它思想流派對話，包括在社會政治經濟的層次要同馬克思主義對話。“儒學是否能夠和馬克思主義進行深入的對話，並在其中找到結合點，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⑧﹞。他還表示過這樣的看法：中國未來的希望乃在於馬列、西化和傳統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動，三項資源形成良性循環﹝⑨﹞。這同蔣慶對馬列主義放肆攻擊、污蔑、曲解的態度還是有所區別的。

這兩位新儒家學者對儒學在中國的發展前景的不同估計和設想，反映了他們從不同的生存處境和感受出發，考察“儒學復興”問題的視角和結論都有相當大的差別。從其認識差別之大，也叫人懷疑他們所得出的結論到底有多少客觀必然的根據，他們的主觀願望到底有多少變成現實的可能性。因為他們都是從儒學的本質是“哲學的人學”或“神聖天道的體現”的抽象命題出發來講儒學的現代意義，推論其未來發展前景，即不是用歷史來說明思想而是用思想來決定歷史的進程。“復興儒學”的願望建立在這種唯心史觀的基礎之上，其前景如何確實是大可懷疑的。

我們認為，作為前現代的意識形態的儒學，決不可能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中國全面復興，重新取得它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正統或“獨尊”地位，但並不是說對儒學要全面否定和拋棄，它在２１世紀的中國文化格局中沒有自己應有的地位。恰恰相反，我們在指出儒學的本質是封建意識形態的同時，又高度評價它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含著大量的人類智慧成果，並已融入中華民族精神，深刻地影響和塑造著每一個中國人，維系著社會的長期穩定和有序發展的巨大歷史功能和精神力量，認為今天中國的一切發展都離不開傳統的基礎，包括馬克思主義能在中國落戶、生根、發芽、開花、結果，都離不開傳統文化的基礎﹔正確開掘和利用儒學的精神資源對於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發展都有重要意義，當然也要防止它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我贊成這樣一種看法，儒學在２１世紀的發展前景將會好於它命運多舛的２０世紀。這是因為，在經過了深刻的社會轉型和價值轉換的世紀之后，人們對儒學不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弊端和完全斷棄傳統對國家民族所造成的危殆均有了痛切的認識與感受，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可以幫助人們對儒學有一個比較全面正確的認識。放棄了重新取得正統地位、“獨尊”地位或“文法”地位的奢望的儒學將成為２１世紀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的一元，以其特有的人文價值為合理的人類文化建構作出其它文明所不可替代的貢獻。在中國大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十分強調繼承和弘揚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同時也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這一文化方針的特點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批判繼承，綜合創新”。處理好馬克思主義和“國學”、“西學”三者的關系仍然是２１世紀中國文化建設的中心主題。我們和“儒學復興”論者的分岐不在於要不要重視儒學，要不要研究儒學，要不要繼承和弘揚儒家文化精華，而在於怎樣認識儒學的本質，用什麼標准來區分儒學中的精華和糟粕，在今日能否全面“復興儒學”，讓它在未來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格局中居於正統或主導地位。當然，這樣提出問題本身就是對蔣慶所說的儒學的“神聖性”、“普遍性”、“永恆性”的褻瀆。如果說儒學在歷史上曾經起過准宗教的作用的話，那麼我們在今天絕對不能贊成把儒學重新變成宗教。

注釋：

①台灣《鵝湖》第１７０、１７１期，１９８９年８、９月。下引該文不再加注。

②關東：《現代新儒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訪方克立教授》（《哲學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３期）。

③李明輝：《中國大陸關於當代新儒學的研究：背景、成果與評價》（台灣《當代》１９９１年７月號）。

④《南開學報》１９９３年第２期。

⑤參見拙文《要注意研究９０年代出現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潮》，（《高校理論戰線》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⑥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唐君毅：《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香港《民主評論》第９卷第１期，１９５８年１月）。

⑦⑧杜維明：《儒家傳統的現代轉化》（紐約《知識分子》１９８５年秋季號）。

⑨參見台灣《中國論壇》第３１９期，１９８９年１月﹔《當代》第３９期，１９８９年７月。

來源：《晉陽學刊》1997年第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