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國學”或“古典學”的內涵，已經有不少議論。一般認為“國學”或“古典學”是研究以古漢語為載體的歷史文獻，是中國固有的學術、文化、思想、價值體系。在20世紀，這一學問體系的研究對象已有各自獨立的學科歸屬，如哲學、史學、文學等，但許多學者認為，今天有必要將其作為一門整體的學術，構建新的學理依據與學術范式。但如同西方古典學的意圖是復活古希臘羅馬的人文主義一樣，“國學”或“古典學”的核心，不外乎是復活傳統文化和古典自身的生命。而最能代表傳統文化和古典自身的生命的，是中國歷史中的思想性元素。中國歷史中的思想性因素,無疑是國學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

　　中國歷史中的思想性元素到底應該如何研究？20世紀基本達成了三點共識：首先，中國歷史中的思想性元素，不能局限於儒家經學，諸子學說、宗教思想乃至關於科學與科技的思想都需要引起關注。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對傳統的學術史方法的繼承與發展外，還需要豐富新的研究手段。如與世界其他文明的思想觀念相比較、與中國社會歷史研究深度結合等。第三，要提高文化自覺境界。要有對自己所擁有、所生存的文化狀態的清醒認識，能夠將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思想融入到世界文化體系中，在世界文化體系中找到自己文化和思想的位置與坐標，對自身文化進行創造與建設。

　　關於中國歷史中思想性元素的研究，需要尊重已經取得的共識，並將這些共識加以升華。

　　首先，要深化對中國歷史中的思想性因素的整體觀察。由儒家經學、諸子學說、宗教思想乃至關於科學與科技的思想所構成的中國思想，到底包含哪些內容，侯外廬曾經有所概括，指出它包含三個主要層面：世界觀（哲學思想）、邏輯思想、社會意識。研究思想史關鍵是要揭示出哲學思想、邏輯思想和社會思想（包括政治、經濟、道德、法律等方面的思想）的內在聯系，以及這個思想體系發展的基本歷程。今天的思想史研究不僅要更加准確地揭示思想體系各要素的內在聯系，更加需要研究中國思想性因素的格局性特征，也就是各種思想體系多層次並存的復雜結構。格局結構是事物具有的邏輯結構。用格局分析視角觀察思想史，思想史會呈現為一個由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層次的人類心靈開顯的序列。我們會發現：第一，思想史不完全是真理與謬誤相厮殺的戰場，不完全是真理不斷戰勝謬誤的歷史，而是一個不斷發現真理、定位真理、超越真理的歷史。思想史上不同時期的每個思想體系都包含真理，但都只是特定層面上的真理。第二，任何兩個思想體系之間，或者邏輯上是等價的關系，或者是不同層面的關系。第三，相鄰層面上的思想體系之間，具有特定的反身重構的邏輯對應關系。

　　其次，要加強對中國歷史中的思想史因素的文化功能的研究。思想觀念的研究不能局限在以思想解釋思想，今天需要有更加宏大的視角，將思想的功能與文化聯系起來。思想與文化聯系密切，思想的文化作用的產生，總是要與人們的生活實踐發生內在聯系，它一般表現為三個層面。一是改變形而上的信仰。在建立解釋自然、社會、人生的知識系統時，中國思想總會有一個邏輯起點，它往往成為思想最牢固的基礎，左右人們對於文化的信仰。隻有當這個基礎被動搖或被改造之后，人們對文化的信仰才會發生變化。二是滲透人們的知識體系。一定的知識系統總與當時人們的思想水平相聯系。思想通過一系列相應的概念、命題轉化為理性化的知識形式，並建構與思想信仰相統一的價值趨向。思想的基本內涵不變，知識體系不會發生變化。思想的基本內涵變化，知識體系也將隨之變化。三是通過人們的社會生活，它既包括人們的政治生活，也包括人們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某些特殊的儀式和禁忌。如何准確揭示思想與文化的互動，確實需要更加深入的思考。

　　第三，要加強對中國歷史中的思想史因素的發展特點的研究。在中國思想特色的理解方面，我們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但對中國思想性因素的成熟與發展過程的整體特點的研究，還有不少可以拓展的空間。中國思想的創新大體有三個鮮明的特征：一是在連續中求創新。這種連續性主要表現為它的所有創新都須落實到中國文化的基本經典。思想上的創新隻有在經典中得到體現之后，這種創新才得以確立。中國文化理念的革新，很少採取西方那種通過法典使創新性思想觀念得以制度化和普世化的模式，而是更加重視通過經典這個紐帶，重視將創新性思想凝結在經典之中，通過已被重新詮釋的經典的傳播與普及，在逐漸形成對經典意義的共通性認識中達到對創新性文化理念的領會和消化，從而使創新性思想深入人心。二是對社會存在的思考是思想創新的基本動力。中國思想雖有對於自然世界的思索，但整體來說，中國哲人研究自然世界，並沒有走上科學分析之路。他們探討自然世界的運動規則，著重點是為人類社會政治和倫理生活立法，是為了建立政治、倫理生活的理想方式，是為人類精神生活尋找支柱。因此，與西方面對自然而認識人類自身的傳統不同，中國思想的主流不是因為對自然認識的深化而升華對人類自身的認識水平，相反，它主要是因為對人類自身的認識的升華，促進自然認識水平的提高。天人之際的問題與社會政治倫理緊密相連。人們是因為出於對人事的關懷，而去探求天人關系，探求天道。如果不能滿足人事的需要，對天道的探求就失去了意義。三是有由老子而庄子的發展邏輯。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刻，中國思想往往能准確預見新的發展可能性，體現出強烈的現實批判性，有助於人們解放思想。如同沒有老子，春秋時代中國社會的發展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但隨著社會變革的加劇與社會矛盾與沖突的尖銳化，中國思想往往傾向於在自己的內心實現自由。如同戰國時期，庄子通過對政治的本質的深刻反思，認為絕對不存在理想的政治，因而對社會變革的前景充滿憂慮，認為最要緊的是保持自己心靈的自由。中國思想性因素的發展往往走在精神認識上超越有限達到無限的思路，心性論色彩十分明顯。對中國思想創新的這些特點，需要有新的提升。

　　第四，要加強對中國思想性因素傳承創新的可能途徑的研究。劉述先在討論其系統哲學時曾經提出：我們如何才能為豐富雜多的世界人生的內容尋覓到一個共同的根源或基礎？“我們有沒有可能建構一個系統來涵蓋世界人生如此豐富雜多，乃至表現了深刻的矛盾沖突的內容，把它們熔為一爐，結合成為一個整體，卻又井然有序，分別在這個系統之內得到它們適當的定位？”他的這一構想與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目標有相通之處。中國思想史研究需要在促進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的過程中取得新的成就。